一、上诉不加刑原则的概述

　　（一）上诉不加刑原则的含义

　　上诉不加刑原则，是指第二审人民法院审判被告人一方上诉的案件，不得以任何理由加重被告人刑罚的一项审判原则。其具体含义是：

　　1、上诉是被告人的合法权利，不论上诉理由是否得当，都不能以被告人不服判决或态度不好而在二审判决中加重原判刑罚。

　　2、仅有被告人一方上诉的案件，二审法院审理后确认应按刑事诉讼法第189条第2款进行改判时，即使原判量刑畸轻，也不得加重被告人刑罚。

　　3、仅有被告人一方上诉的案件，二审法院审理后确认应按刑事诉讼法地189条第3款之规定直接改判或发回重审的，在事实查明后，如果没有变更原判认定的事实，也不应加重被告人的刑罚。同时，二审法院不能借口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而将仅仅是量刑过轻的案件发回重审，指令一审法院加重被告人的刑罚。

　　（二）上诉不加刑原则的适用范围

　　目前，各国刑事诉讼法对上诉不加刑原则的适用范围，一般包括以下几点：

　　1、由被告人独立提起，或者他的代理人、辩护人提起，或者检察官为被告人利益提起上诉的案件；

　　2、实行两审终审制的，是指第二审。实行三审终审制的，包括第二审和第三审；

　　3、经第二审或第三审审理，裁定发回重新审判的案件；

　　4、未上诉的共同被告人。

　　二、上诉不加刑原则的例外

　　上诉不加刑原则在审判实践中存在的例外情况，往往使该原则流于形式，形成尴尬局面，我国规定的上诉不加刑原则只适用于被告人或者他的法定代理人、辩护人、近亲属提出上诉的案件；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自诉人提出上诉案件，或人民检察院、自诉人与被告方同时提起上诉的案件，不受上诉不加刑原则的限制。从被告人的角度出发，其提起上诉面临以下几种威胁：

　　1、检察院的抗诉或自诉人的上诉；2、被二审法院依事实不清或证据不足，发回重审；3、经过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判后加刑。被告人在上诉时仍然要面对这样那样的可能，是必造成被告人对行使上诉权的困惑。同时法院在适用该原则时也困境重重，造成这种格局的原因是我国对上诉不加刑原则的规定相对滞后，不能适应现实司法实践的需要，比如：在检察院机关或自诉人为被告人利益而提起抗诉或上诉案件，是否应适用了上诉不加刑原则；检察机关是否存在恶意抗诉，规避上诉不加刑原则等等。

　　三、上诉不加刑原则的积极作用

　　在刑事诉讼中坚持上诉不加刑的原则，无论是从顺利完成刑事诉讼法的任务，还是从执行刑事诉讼的程序和上诉制度本身的要求来说，都是必要的。因而也是正确的。

　　1、它是切实执行上诉制度不可缺少的条件。设立上诉制度目的是为了通过上级法院的再次审理，纠正原判在定罪量刑上可能存在的错误。上诉包括被告方的上诉和控诉方的上诉。由于刑事诉讼最终是要解决是否和如何对被告人定罪量刑的问题，所以，充分听取被告方的上诉理论，对于上诉审法庭作出正确、全面的结论是极为重要的。上诉不加刑的意义就在于，可以使被告人消除思想顾虑，大胆申诉上诉理由。如果无上诉不加刑的法律保障，被告人会害怕上诉后被加刑而不敢行使上诉的权利，这样，势必使上诉制度流于形式，从而不利于通过两审终审来纠正错误，提高办案质量。

　　2、上诉不加刑原则有利于人权保障。上诉不加刑原则体现了法律程序的特殊关怀和平衡抑制公共权力。要使刑事诉讼体现出保护人权的目的，就必然要赋予被告人一些特殊的权力以实现同公诉权力的平衡。因为有了上诉不加刑原则的保护，使被告人可以大胆地向一个中立无偏私的裁判机构申请救济，也使二审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有了行使的合理上限，有效控制了司法恣意上诉不加刑原则对司法恣意的有效控制，显示出了程序在实现法治的过程中对权力的控制作用。因此，法律上明确规定上诉不加刑，就可以为被告人解除因上诉而被加刑之忧，放心地行使自己的上诉权利，这对于真正实现诉讼民主，发挥法律的教育作用，都是有利的。

　　3 、上诉不加刑原则的存在有利于促进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由于上诉不加刑还包含着检察机关同时提出了抗诉的案件不受上诉不加刑限制的内容，二审法院审理抗诉案件如果原判量刑确属过轻，可以改判加重被告人的刑罚。如果检察机关对原判确有错误，量刑过轻的案件没有抗诉，二审法院就不能改判加重被告人的刑罚。可见，上诉不加刑原则可以加强检察机关的责任感，促使其发挥监督作用，及时做好对量刑过轻案件的抗诉工作。

　　4 、有利于促使法院加强责任心，提高办案质量。第一审法院如果对被告人量刑过轻，第二审法院受上诉不加刑的限制，不能改判加重刑罚，就可能产生轻纵罪犯的后果。为避免这种结果出现，就必须提高一审办案质量。

　　5、它也是国际通例。目前，上诉不加刑原则已是世界各国所较为普遍采用的一项诉讼原则。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在刑事诉讼的法律中，都作了相应的规定。上诉不加刑原则，是资产阶级针对封建主专横的诉讼制度提出来的，无疑是个历史的进步。它是对被告人行使上诉权的有效的法律保障。

　　四、上诉不加刑原则在实践中的运用

　　上诉不加刑原则是保护被告人的上诉权所必需的重要原则，我国在刑事诉讼法当中也确立了这一原则，并且为了增强该原则的操作性，笔者就上诉不加刑原则在实践中运用谈一些看法。

　　（一）发回重审的案件适不适用上诉不加刑

　　　　　　　　　　　　　逮捕必要性审查及其工作机制研究

　　　　　　　　　　　　　　　景县人民检察院 杨素珍

摘要：审查逮捕是检察机关的一项重要的法律监督职能。在司法实践中，以捕代侦、忽视逮捕必要性条件的情况大量存在。检察机关在办理审查逮捕案件中，应重视和保障人权，将逮捕必要性审查作为重点。本文拟从逮捕必要性审查的内涵以及存在的意义的入手，探讨当前逮捕必要性审查存在的问题，提出几点完善逮捕必要性审查的做法。
关键词：逮捕必要性、内涵、审查、问题、做法

审查逮捕是检察机关的一项重要的法律监督职能，是刑事诉讼中的及其重要环节，也是最严厉的刑事强制措施。在司法实践中，很多办案人员往往把逮捕放在“构罪即捕”的层面，以捕代侦的情况大量存在，忽视了逮捕必要性条件，忽视了对公民人权的保障，与目前的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相违背。因此，在推进我国法治进程中，检察机关在办理审查逮捕案件中，要重视和保障人权，转变构罪即捕的观念势在必行，将逮捕必要性审查作为重点，严格审查逮捕必要性。笔者试从以下几方面对当前逮捕必要性审查工作略疏己见。
一、 逮捕必要性的内涵
刑事诉讼法规定的逮捕条件一般总结为证据条件、刑罚条件和必要性条件,它们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证据条件、刑罚条件是前提,必要性条件是关键,是对前两个条件的制约。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六十条的规定，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使用逮捕需要具备三项条件：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有逮捕必要。在使用逮捕的三项条件中，前两项条件比较明确具体，具有较强的客观性，第三项条件则比较模糊、缺乏客观标准，即所谓的逮捕必要性条件。该逮捕必要性规定没有解释社会危害性的内涵，也没有提供判断社会危险性的具体标准，不具有司法操作性。新刑事诉讼法对司法实践中存在问题较多的必要性条件作了修改,在修改后刑诉法第七十九条规定，采取取保候审尚不足以防止发生以下五中社会危险性的，应当予以逮捕：一是可能实施新的犯罪；二是有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或者社会秩序的现实危险；三是可能毁灭、伪造证据，干扰证人作证或者串供；四是可能对被害人、举报人、控告人实施打击报复；五是企图自杀或者逃跑的。
判断逮捕必要性的关键因素是社会危险性，其中包括犯罪嫌疑人具有妨碍刑事诉讼顺利进行的危险和继续危害社会的可能。改后的刑诉法对逮捕条件做了进一步细化，遵从了无逮捕必要推定原则和强制措施的比例原则，大大提高了逮捕必要性条件的可操作性，减少了司法权利的滥用。
二、 逮捕必要性审查的意义
逮捕必要性审查主要包括：明确逮捕必要性条件的规定，犯罪案件中常见的有逮捕必要和无逮捕必要情形，明确需进行逮捕必要性证明的案件范围、逮捕必要性证据的内容以及逮捕必要性的标准，逮捕必要性论证说理等方面，确保这些方面可以得到圆满完成。通过探索建立逮捕必要性司法审查机制，来体现决定逮捕过程的程序正当性。
逮捕审查制度的本源是保护人权，对各类严重刑事犯罪，确有逮捕必要的，就要严厉打击，而对一些轻微刑事犯罪，初犯、偶犯、未成年人犯罪等，社会危险性不大的，确无逮捕必要性的，慎用逮捕措施，坚持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严格控制逮捕，慎用逮捕措施，尽可能的少捕，在程序上给予保障措施，充分尊重和保障人权。
三、 当前司法实践中逮捕必要性审查存在的问题
第一、对逮捕必要性的界定模糊。我国立法对“逮捕必要性”未具体明确。即使改后的刑诉法对可能性作出一定的具体性界定，但是在实践中把握和界定这个必要性仍然很模糊，不易操作，使各侦查部门在逮捕标准上产生分歧，不易达成一致，不易准确、统一性的把握社会危险性的标准。根据改后的刑诉法的规定，任何一个犯罪嫌疑人都有逮捕的必要，因为根据日常经验和趋利避害的本能，任何一个犯罪嫌疑人都有实施新的犯罪等五种行为的可能，尽管可能性有大有小，因人因案而异，但谁也不能说一个犯罪嫌疑人绝对没有实施这五种行为的可能。
第二、将逮捕功能地位被认定为单一的惩罚和追究责任。在司法实践中，逮捕措施惩罚犯罪、保障诉讼的功能被扩大，很多同志习惯于将逮捕把握在“够罪即捕”的层面，比较普遍地忽视逮捕必要性条件，使得逮捕功能定位为单一的惩罚和追究责任。轻罪案件逮捕率比例较高，实践中公安机关往往将逮捕的必要性功能异化为以捕代侦、保障侦查顺利进行的手段，为了提高侦查效率，希望尽可能多的对犯罪嫌疑人采取逮捕的强制措施，这与司法保障人权的发展趋势不相符。过分的强调以暴制暴，单方面过重的强调符合法律的规定，而忽视了对社会效果的考虑，对犯罪嫌疑人改造的措施被忽略掉，没有达到逮捕必要性反映的良好的社会效果。
第三、逮捕审查程序缺失。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审查逮捕程序倾向行政化，审查批捕工作多数通过书面材料的方式进行，使得审查逮捕缺乏必要的程序正义。但是在实践办案中，公安机关在侦查中很少就逮捕必要性进行侦查，一般是尽可能多的收集够罪证据，而忽视对逮捕必要性证据的收集。一些检察机关办案人员也是过于重视够罪证据的审查，而忽视在审查环节中对逮捕“必要性”证据的审查，未能很好的考虑逮捕必要性问题。为此新刑事诉讼法为改变明确增加审查逮捕时讯问犯罪嫌疑人的规定,同时赋予证人等诉讼参与人以及辩护律师等参与审查逮捕程序的权利。这一规定对于保证逮捕适用的准确性,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利有重要的意义。
四、完善逮捕必要性审查的做法
在办理审查逮捕案件中，如何把握逮捕“必要性”，可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将“慎捕”作为办理逮捕案件的指导原则。在办理案件中，应将是否具有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的可能性作为审查逮捕工作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将够罪即捕的观念提出，形成慎捕思维。新刑诉法第六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可以取保候审。这体现出我国审查逮捕机制从法律到上将取保候审的功能定位于权利保障。修改后的刑诉法第72条规定了监视居住的适用条件，监视居住的适用对象得到了扩大，在其人权和工作办法都已经得到法律认可和保障的情况下，办案人员在逮捕必要性审查中应该积极考虑到可以适用监视居住的情形，降低适用逮捕。将慎捕思维贯彻始终，将会改变我国审判前阶段的羁押率居高不下的客观事实。
第二，强化逮捕必要性标准。公检法司应统一对逮捕必要性的适用认识、使用范围、使用标准的操作问题进行界定，使相关规定更加明确、具体，便于操作。可以建立量化评估逮捕必要性司法机制，对犯罪嫌疑人的社会危害性进行评估并以适当的方法进行量化，根据量化结果对逮捕必要性进行评判，以起到逮捕必要性条件具体化的效果，判定有无社会危险性及社会危险性是否严重，以在控制逮捕率方面发挥功效。
第三、完善逮捕必要性证明机制。逮捕必要性证明机制，是指侦查机关在提请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时，不仅要在《提请批准逮捕书》中有逮捕必要性的情况说明，还要提供证明犯罪嫌疑人有逮捕必要性的证据材料。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部门要对《提请批准逮捕书》及案卷材料中逮捕的三个条件是否齐备进行复核、审查，在构成犯罪的前提下，对逮捕必要性进行重点审查论证，并将论证的理由在《审查逮捕案件意见书》中详细写明。但实际中，侦查机关往往只是准备是否构成犯罪的论证材料，之后简单的说明有逮捕必要，这也不利于检察机关的审查逮捕必要性工作的开展。因此要加强检察机关的沟通，更要建议公安机关制定程序性规范文件格式，就逮捕必要性的情况说明单独列表，制作法律文书，附上证据材料，才可以将逮捕必要性证明机制有效的运用实务。

参考文献
1、吴专生，逮捕必要性条件的实证考量，河南警察学院学报，2011年04期
2、龚培华 陈柏新，建立量化评估逮捕必要性司法机制的思考，人民检察，2012年第18期
3、陈国庆，华人民共和国形势诉讼法最新释义，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