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6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该解释第三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从该条文义可得知最高法院的司法态度是无论权利人是否追认，无权处分合同都属有效。但这只是暂时解决了实务中的法律适用问题，理论界关于无权处分合同是否应当有效的争论可能仍会持续下去。笔者就此问题谈一下自己的粗浅看法。
1999年颁布施行《合同法》第51条规定：“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该条将无权处分合同的效力规定为效力待定，如权利人不予追认，合同的效力将归为无效（以下的讨论均以权利人不予追认为前提）。由于当时我国的立法资料一般不予公开，我们无法从立法理由书中查知该条规定的立法意旨。笔者不妨在此妄加揣测一番，如此规定的理由可能有三，一是无权处分合同系无权处分人未经权利人授权，擅自处分他人之物而签定的合同，对此恶意之人法律不应给予保护。而认定合同无效，直接阻断合同当事人欲达之目的，是对合同当事人在私法层面上最大的惩戒。非如此，不足以保护所有权人的利益。再比如，关于多重买卖合同，我们过去的司法实践中，通常的做法也是认定签订在后的合同均属无效。出卖人怎能不讲诚信一物多卖呢？！制裁你，无效！让你达不到非法目的。二是我们过去在认定合同效力时，通常将其与合同履行结果挂钩。即合同能够实际履行为有效，如果没有履行或不能够履行则为无效。无权处分合同根本就不能或不应该得到履行，所以无效。多重买卖合同中，一个标的物无法对所有的买受人交付，所以签订在后的买卖合同无效。再比如，《担保法》第41条规定：“当事人以本法第42条规定的财产抵押的，应当办理抵押物登记，抵押合同自登记之日生效。”倘若未办理抵押登记，合同将不生效力。虽然不生效力与无效略有不同，但实际上都是按照无效合同的原则处理。等等此类，都是这种思路的产物。三是借鉴国外立法例。其他大陆法系国家如德国、日本以及我国台湾地区都有无权处分效力待定的法律规定。例如，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118条第1项规定：“无权利人就权利标的物所为之处分，经有权利人之承认始生效力。”似乎是基于以上原因，1999年我国合同法立法时规定无权处分的合同未经权利人追认无效。
随着我国司法实践大量案例的的提炼和民法理论的深入研究，我们越来越感觉到认定无权处分合同无效的弊端。一是无权处分合同被认定无效后，善意买受人不仅不能取得标的物所有权，甚至无法向出卖人（无权处分人）主张违约责任，要求赔偿包括预期利益在内的全部损失，而只能向出卖人主张缔约过失责任，请求赔偿信赖利益，二者之间差距甚大。对恶意之人不讲诚信的惩罚和对权利人合法利益的保护，竟然变成了伤害善意买受人的利器，无法保障交易安全，不符合合同法鼓励交易的立法目的。在多重买卖合同中，签订在后的买卖合同认定无效后亦是如此。于是，最高法院顺应实务需要，出台的《合同法解释二》第十五条规定：“出卖人就同一标的物订立多重买卖合同，合同均不具有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无效情形，买受人因不能按照合同约定取得标的物所有权，请求追究出卖人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该解释规定了多重买卖合同均为有效，解决了此问题实务中的争端。但是关于无权处分合同效力的争论似乎却愈演愈烈，特别是无权处分又往往与善意取得制度存在联系，而善意取得制度中合同效力问题争议更大（本文不做详论）。其次，将合同是否履行和是否能够履行作为认定合同效力的标准更属立法技术错误。买卖合同的订立是以物权变动为目的的原因行为，属于债权关系范畴，其是否有效应当依据《合同法》第52条来判断，况且合同有效与否应当在合同订立时就已确定，怎么能根据履行情况再倒推合同的效力呢？鉴于此，《物权法》第187条已修改了《担保法》第41条的规定，是否办理抵押登记只影响到抵押权是否设立，而不影响抵押合同的效力。《物权法》第15条还规定：“当事人之间订立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合同另有约定外，自合同成立时生效；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效力。”该条确立了物权变动与其基础关系或者说原因关系的区分原则，物权是否变动，也就是说合同是否履行，不再影响合同的效力，实乃立法之一大进步。再者，上举国外及其他地区立法例关于无权处分的规定，系因这些国家和地区都是采物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承认独立物权行为理论。例如，我国台湾地区“最高法院”曾认为台湾地区“民法”第118条第1项所指的处分，“不以物权行为及准物权行为为限，买卖契约亦包括在内。”但现在通说认为第118条所谓的无权“处分”，“系指处分行为（物权行为及准物权行为）而言，不包括买卖契约在内，其买卖契约有效，无权处分人不能为给付时，应依债务不履行规定，负损害赔偿责任。”而我国采债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不承认独立的物权行为，以物权变动为债权行为之当然结果，并以交付或登记为生效要件。例如，《合同法》第130条关于买卖合同的定义，就是对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一体把握，将处分行为纳入到债权行为当中，视标的物所有权变动为买卖合同直接发生的效果。另依《合同法》第135条，移转标的物所有权，直接依据买卖合同，而不需要在买卖合同之外，再有什么关于所有权变动的合意即物权行为。因此，我国《合同法》中无权处分效力待定只能是指合同效力待定，而非其它行为效力待定。这说明我们在继受国外先进立法成果时，难免会望文生义，囫囵吞枣，因照搬条文，而失其原意。
无权处分合同的效力问题一直困扰着司法实践，若认定无权处分合同有效，将受到《合同法》第51条的掣肘；若认定无效，又无法保护善意相对人的合理信赖，与现代民法越来越注重保护交易安全的趋势相悖，司法实践亟需立法层面做出积极回应。最高法院出台司法解释把无权处分合同效力规定为有效，无疑是符合立法趋势的，殊值赞同。但解释法律不能无视现行法的规定，《合同法》第51条语义明晰，不生岐义，该条解释与其冲突显而易见，实为法院造法，难免遭人诟病。2000年最高法院出台《证据规定》时，其立法初衷也是好的，但因其多项内容与《民诉法》相冲突，备受质疑，导致各级法院掌握尺度不一，最高法院不得不又下发通知纠偏，已是前车之鉴。因此，关于无权处分合同效力问题，出台司法解释只能是权宜之计，期能在修订合同法时从立法层面加以详定。

（作者：河南省漯河市源汇区法院 黄磊）
国家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对《保险公司信息披露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
　　为了进一步规范保险公司的信息披露行为,保障被保险人的合法权益,我会制定了《保险公司信息披露管理暂行办法》,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请于2006年12月20日以前将意见反馈至下列邮箱: yechi_gu@circ.gov.cn , 或者发传真至（010）66011873。



保险公司信息披露管理暂行办法

（草案）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保险公司的信息披露行为，保障被保险人和相关利益人的合法权益，促进保险市场的健康发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规范的信息披露，指保险公司将反映其经营状况等的主要信息向社会公众予以公开的行为。

　　第三条 保险公司应当遵循及时、有效、充分、公开的原则, 规范地披露信息。

　　第四条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保监会）依照法律、法规及本办法的规定，对保险公司的信息披露行为进行监督管理。

　　第五条 保险公司应当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本办法的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本办法的规定为保险公司信息披露的最低要求，在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和不损害保险公司及其利益相关者合法权益的前提下，鼓励保险公司披露更多的信息。

　　第六条 由于涉及商业秘密等特殊原因导致本办法规定的某些信息确实不便披露的，保险公司可向中国保监会申请豁免，经中国保监会批准后，可以不予披露。

　　第七条 本办法适用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的保险公司（包括外国保险公司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分公司）。

第二章 信息披露的内容

　　第八条 保险公司信息披露的内容包括年度报告、重大事项临时报告以及法律、法规规定和中国保监会要求披露的其他信息。

　　第九条 年度报告应按中国保监会有关通知的要求进行编制，至少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公司概况；

　　（二）公司治理概要；

　　（三）风险及风险管理；

　　（四）经营概况；

　　（五）偿付能力状况；

　　（六）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财务报告；

　　（七）年度内重大事项；

　　（八）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九）法律法规规定或中国保监会要求披露的其他重要事项。

　　第十条 保险公司发生下列重大事项，应当制作重大事项临时报告并向社会披露：

　　（一）持有公司5％以上（含5%）股份的股东变更；

　　（二）公司董事长、监事会主席、总经理以及财务负责人、总精算师变动；

　　（三）公司董事、监事本年内累计变更人数超过年初董事会、监事会成员人数的30%；

　　（四）公司涉及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五）公司或其董事长、总经理以及财务负责人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调查；

　　（六）偿付能力出现不足；

　　（七）重大关联交易、重大战略投资、重大赔付、重大合同；

　　（八）公司提前解聘或更换为其提供审计服务的会计师事务所；

　　（九）公司注册资本、注册地和公司名称的变更；

　　（十）公司经营范围的重大变化；

　　（十一）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或申请破产等事项；

　　（十二）公司撤销、合并省级分公司；

　　（十三）法律法规规定或中国保监会要求披露的其他重要事项。

　　第十一条 重大事项临时报告应披露重大事项发生的时间、事件内容、原因等。

第三章 信息披露的时间和方式

　　第十二条 保险公司应于每个会计年度结束后的四个月内披露年度报告。因特殊原因不能按时披露的，应至少提前15日以书面申请的方式向中国保监会申请延迟，并公开披露延迟原因及预计的延迟时间。

　　开业不足一个会计年度的保险公司，可以从第二个会计年度开始履行年度报告信息披露义务。

　　第十三条 保险公司应将年度报告备置于公司主要营业场所(至少至支公司)，供被保险人及相关利益人查阅。

　　保险公司应将年度报告登载于本公司的互联网网站上，网页保留期限不得少于三年。

　　未开设互联网网站的公司，应当将年度报告登载在至少一种中国保监会指定的全国性报纸上。

　　第十四条 保险公司应在重大事项事实发生后，及时制作重大事项临时报告并刊登在至少一种中国保监会指定的全国性报纸上，或登载于本公司的互联网网站上，网页至少保留至本年年度报告公开披露为止。

　　第十五条 外国保险公司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分公司除应按规定披露自身的年度报告外，还应在其总公司披露年度报告后的30日之内，将其总公司披露的年度报告摘要译成中文后刊登在至少一种中国保监会指定的全国性报纸上，或登载于本公司的互联网网站上，网页保留期限不得少于三年。

　　第十六条 中国保监会规定应予披露的其他信息的披露时间和方式按照有关规定执行。

　　

第四章 信息披露的管理

　　第十七条 保险公司应当建立健全信息披露管理制度，指定专门部门和专门人员管理信息披露事务。

　　保险公司应当将具体负责信息披露事务的部门及其主要负责人的名称、联系电话、传真号码、电子邮箱等信息报中国保监会备案，并向社会公开,当这些信息发生变更时，应及时重新报备，并向社会公开。

　　第十八条 保险公司年度报告及重大事项临时报告应在公开披露前报中国保监会备案。

　　第十九条 保险公司公开披露的信息应采用中文文本。同时采用外文文本的，中、外文文本内容应当保持一致。在对两种文本的理解上发生歧义时，以中文文本为准。

　　第二十条 保险公司公开披露的信息中数字性陈述应使用阿拉伯数字，除特别说明外，计量货币应当为人民币。

　　第二十一条 保险公司董事会应当保证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确保其中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对公司所披露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存在异议的董事，应当单独陈述理由和发表意见。未参与表决的董事应当单独列示其姓名，并说明原因。

　　尚未设董事会的保险公司，由公司总经理（主要负责人）保证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确保其中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第二十二条 保险公司披露的信息中使用的专业术语，在国家法律法规、中国保监会的规定或保险行业标准中有规定的，应符合其规定。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三条 保险公司和为保险公司公开披露的信息出具审计报告、法律意见书等文件的专业机构应当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中国保监会的有关规定。违反规定的，中国保监会依法予以行政处罚；涉嫌犯罪的，依法移交司法机关追究法律责任。

　　第二十四条 保险公司违反本办法，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中国保监会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并处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未按照规定时间和方式披露信息，又未申请延迟的；

　　（二）未按规定的内容披露信息的；

　　（三）在不同媒介披露同一信息内容不一致的；

　　（四）未按规定履行报备和备置义务的；

　　（五）年度财务会计报告未经审计即予披露的。

　　第二十五条 保险公司违反本办法，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中国保监会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可以限制业务范围、责令停止接受新业务或者吊销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

　　（一）披露信息有重大遗漏；

　　（二）披露信息有误导性陈述；

　　（三）披露虚假信息的；

　　（四）拒绝披露信息的。

　　第二十六条 出现第二十四、二十五条违规行为的，由中国保监会视情节轻重，对负有直接责任的董事或高管人员给予警告、责令予以撤换或处2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取消高管人员任职资格。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七条 保险公司除应按本办法规定披露信息外，还应遵守其他有关的监督管理机关颁布的信息披露规定。

　　第二十八条 不再直接从事保险业务的保险集团（控股）公司，可免于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二十九条 上市保险公司按照证券监管部门的要求披露的信息如果能够同时满足本办法要求的，可申请免于重复披露。

　　第三十条 外国保险公司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分公司免于披露本办法规定的仅适用于法人机构的信息。

　　第三十一条 本办法由中国保监会负责解释。

　　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