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人民政府


云南省企业经营者年薪制试行办法
云南省人民政府



第一条 为了适应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需要，充分调动企业经营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规范经营者的收入分配，促进企业家队伍的建设。现结合云南实际，制定本试行办法。
第二条 企业经营者（以下简称经营者）年薪制是以年度为单位，根据经营者的经营管理业绩和所承担的责任、风险程度，确定其工资收入的工资分配制度。
试行年薪制的企业是指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登记设立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独立核算的商品生产和经营单位，包括国家全资设立的非公司制企业、国有独资公司、国有控股的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的股份有限公司。其他企业经董事会或股东
代表大会同意可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三条 本办法所指经营者是指企业的董事长（不含有关部门兼职董事长）、总经理（厂长）。
企业其他领导成员、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按照有关规定和本企业职工工资分配方案确定工资收入。经营者可依据他们的经营管理业绩提出给予一次性奖励的意见，经企业职工代表大会或董事会同意后，按管理权限批准后执行。
第四条 试行经营者年薪制应遵循的原则
（一）以按劳分配为主体，体现管理作为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的原则；
（二）经营者收入与本企业职工收入相分离的原则；
（三）责任、风险、业绩、利益相一致的原则；
（四）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先考核、后兑现的原则；
（五）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相配套的原则。
第五条 经营者的年薪收入由基本收入（基薪）和效益收入两部分组成。经营者年薪收入包括在一个经营年度内从企业所获得的全部工资性收入。除目前尚未纳入工资总额范围的保险福利、劳保费用以及创造发明奖、政府特殊津贴和按规定对作出特殊贡献的经营者政府给予的一次性奖
励外，经营者不得在企业获取其他工资性收入。
第六条 经营者基本收入依据经营者所经营管理企业的规模（企业规模类型划分以经济管理部门的正式行文为准）、责任、风险等因素确定（见附件一）。经营者基本收入将根据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平均工资增长情况，由省政府或省政府授权的部门适时调整。
第七条 经营者的效益收入主要依据其经营管理业绩确定。考核指标为国有资产增值率、总资产收益率、成本费用利润率、社会贡献率等。根据行业特点可增加安全、质量、技术进步等指标（计算公式和考核办法见附件二）。
第八条 鼓励优秀管理人员到亏损企业任职。新到亏损企业任经营者的，基本收入上浮20％，效益收入按其扭亏、减亏幅度考核确定。经营者任职3年内达不到扭亏、减亏目标的，其基本收入不再上浮，按亏损企业经营者的有关考核规定确定其年薪。
第九条 经营者年薪支付及列支渠道。经营者的基薪由企业按月以现金形式支付；经营者的效益收入在一个经营年度结束，经考核批准后兑现。经营者年薪收入在企业成本费用中列支。效益收入可以现金、股份、可转换债券等形式支付。
经营者年薪作为企业工资总额的组成部分纳入劳动工资统计。实行工资总额决定办法、工资总额包干的企业在工资总额内予以单列。
第十条 建立经营者风险金制度。每年从经营者效益收入中提取30％建立经营者风险金，在企业应付工资科目中下设“经营者风险金”。风险金用于抵补由于经营者决策失误或经营不善使企业造成的损失。在经营者任期届满，经离任审计，抵补损失后的部分，一次性向经营者兑现。

第十一条 经营者所得年薪收入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的规定，以月平均计算，照章纳税。
第十二条 经营者任期届满不再连任或者任期未满卸任的，按照有关规定和本企业职工工资分配方案确定其工资收入，不再保留年薪制待遇。
第十三条 年薪制试点的审批程序
（一）非公司制企业，年薪制方案和年终考核结算根据企业隶属关系和经营者管理权限分级负责审批。具体程序是：
1．企业首先根据本办法提出年薪制具体方案，连同本企业上年度经济效益指标基数、职工平均工资以及当年生产经营计划和职工增资计划等必要资料，在经营年度开始两个月内报送主管部门；企业主管部门审核提出意见，报同级劳动部门；劳动部门会同财政、国资部门审核同意后，
按管理权限批准执行。
在经营年度终了的3个月内，企业按批准的方案，依据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结果、财政部门批准的财务报表结算经营者效益收入，报主管部门审核，经同级劳动、财政、国资部门批准后兑现。
2．无主管部门的企业试行经营者年薪制的，由企业提出具体方案报同级劳动部门，劳动部门会同财政、国资部门审核同意后，按管理权限批准执行。
（二）按《公司法》设立的公司制企业，经营者年薪制方案及年终考核结算，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由董事会或股东代表大会审核同意后，报同级劳动、财政部门备案。
国有独资公司、国有控股的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的股份有限公司经营者年薪制审批程序参照非公司制企业执行。
第十四条 各级劳动行政部门要会同财政、国资、审计、企业主管部门和产权主管部门加强对经营者工资收入的监督检查。经营者实行年薪制后，不得再从企业取得其他工资性报酬。对超出本试行办法规定从本企业获取个人收入或弄虚作假的经营者，除扣回超领的工资收入外，要予以
通报批评；情节严重的，给予行政处分直至撤销（解聘）其职务；对触犯刑律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十五条 本试行办法省级试点单位由省劳动厅商有关部门确定，待取得经验后再在面上企业逐步推行。
各州、市人民政府，各地区行署参照上述有关规定自行确定试点范围，试点企业名单和实施细则报省劳动厅备案。
原批准试行年薪制的企业，可根据本试行办法完善后继续试点。
实行经营者年薪制的企业，不再实行《云南省国有工业企业资产经营责任制年度考核试行办法》。实行《云南省国有工业企业资产经营责任制年度考核试行办法》的企业，可暂不实行本试行办法。
第十六条 经营者年薪制试点工作由劳动部门牵头，有关部门配合进行。
第十七条 本试行办法由省劳动厅负责解释。
第十八条 本试行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一：经营者基本收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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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规模 | 经营者基本收入（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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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大型 | 35000－4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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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一型 | 28000－32000 |
|－－－－－－|－－－－－－－－－－－－－|
| 大二型 | 22000－26000 |
|－－－－－－|－－－－－－－－－－－－－|
| 中一型 | 16000－20000 |
|－－－－－－|－－－－－－－－－－－－－|
| 中二型 | 13000－15000 |
|－－－－－－|－－－－－－－－－－－－－|
| 小 型 | 10000－12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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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效益收入计算及考核
一、计算公式
Ｋ＝Ｉ×Ｄ
Ｋ—效益收入
Ｉ—基本收入
Ｄ—经营业绩综合调节系数
Ｄ＝ｆ（ｊ）
ｊ—经营业绩综合增长率
ｊ＝（ｇ×ａ＋ｓ×ｂ＋ｉ×ｃ＋ｚ×ｄ）
ｇ—国有资产增值率增长率
ｓ—总资产收益率增长率
ｉ—成本费用利润率增长率
ｚ—社会贡献率增长率
ａ、ｂ、ｃ、ｄ分别为权重系数：
ａ＝0．40，ｂ＝0．2，ｃ＝0．25，ｄ＝0．15
当年实现数－核定基数
各指标增长率＝－－－－－－－－－－
核定基数
Ｄ与ｉ的取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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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ｊ值 | Ｄ取值 | 说 明 |
|－－－－－－－－－－－－－－|－－－－－－－－－－－－|－－－－－－－－－－－－－－－－－|
|ｊ＜0 |Ｄ值减0．02，最多减至|综合业绩比上年下降相应扣减基 |
|每减少0．01 |－0．2 |薪，最多扣减20％ |
|－－－－－－－－－－－－－－|－－－－－－－－－－－－|－－－－－－－－－－－－－－－－－|
|ｊ＝0 |Ｄ＝0 |综合业绩与上年持平，无效益收入 |
|－－－－－－－－－－－－－－|－－－－－－－－－－－－|－－－－－－－－－－－－－－－－－|
|ｊ在0．01—0．10内ｊ每| |综合业绩增长1％—10％、效益收 |
| |Ｄ值增加0．08 | |
|增0．01 | |入为基薪的0．08—0．8倍 |
|－－－－－－－－－－－－－－|－－－－－－－－－－－－|－－－－－－－－－－－－－－－－－|
|ｊ在0．11—0．20内ｊ在|Ｄ值在1的基础上增加 |综合业绩比上年增长11％—20％ |
|0．1基础上每增0．01 |0．10 |效益收入等于基薪1．10—2．0倍|
|－－－－－－－－－－－－－－|－－－－－－－－－－－－|－－－－－－－－－－－－－－－－－|
|ｊ在0．21以上ｊ在0．2 |Ｄ值在2．0基础上增加 |综合业绩比上年增长21％以上，效 |
|基础上每增0．01 |0．12 |益收入按考核计算不封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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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相关指标解释
1．国有资产增值率＝
期末国家所有者权益
－－－－－－－－－
期初国家所有者权益

（股份制企业用净资产增值率）
税后净利
2．总资产收益率＝－－－－×100％
资产总额
利润总额
3．成本费用利润率＝－－－－－－×100％
成本费用总额

社会贡献总额
4．社会贡献率＝－－－－－－××100％
平均资产总额

5．国家所有者权益＝国家资本＋专用拨款和各种建设基金以及减免税形成的资本公积＋（资本公积－专用拨款和各种建设基金以及减免税金形成的资本公积＋盈余公积＋未分利润）×国家资本÷实收资本。
6．社会贡献总额包括工资、劳保退休统筹、其他社会福利支出、利息支出净额、应交增值税、应交产品销售税金及附加、应交所得税、其他税收等八项。
三、考核指标基数的确定
首次确定各项考核指标原则上以上年实际完成数为基数。上年完成数低于前两年完成数的按三年平均数确定。在确定以后年度基数时国有资产增值率年递增率不低于3％，其他指标的年递增率不低于0．2％。
四、效益收入指标的考核
经营者效益收入指标采用分年度考核，先审计后兑现的办法。指标完成数以财政、税务或会计师事务所审核通过的财务报表的数据为准。考核指标完成时应扣除下列因素：（1）考核期内国家对企业的各种投资增加的资本金；（2）考核期内国家专项拨款、各项建设基金增加的资本公
积金；（3）考核期内由于国家对企业实行先征后返等减免税办法增加的资本金或资本公积金；（4）考核期内按国家规定资产重估、评估增加或减少的资本公积金；（5）考核期内按国家规定进行清产核资增加或减少的所有者权益；（6）考核期内企业接受馈赠增加的资本金；（7）其
他客观因素。
五、对辅助指标考核
根据行业特点，主管部门、产权主管部门或董事会可自行制定辅助指标及其考核办法。完不成辅助指标的适当扣减效益收入。
六、亏损企业经营者年薪收入的考核
对亏损企业经营者实行年薪制的，必须要与有关部门签订减亏、扭亏目标责任制，否则不予实行。年度考核以减亏、扭亏指标替代国有资产增值指标。具体可按以下规定严格考核：
凡超过核定亏损基数的，基本收入下浮20％；实现平亏的，可以保留基本收入数。效益收入按其减亏、扭亏幅度确定。


1998年3月20日
对离任法官、检察官任职回避制度的探讨

文/曹全南、邵永兴


在80年代中期，中国律师制度恢复之初，在人们对律师职业的陌生和神秘中中国律师从无到有，队伍日益壮大。敢为天下先的律师界前辈大多是服从组织调动来自公、检、法的干警。随后一批批政法院校毕业的中专生、大专生、本科生加入了律师的行列，而今律师队伍中法学硕士、博士大有人在。律师在中国已不再是一个神秘的职业。
修正后的《法官法》、《检察官法》对离任法官、离任检察官作出了任职回避规定。《法官法》规定：“法官从人民法院离任后二年内，不得以律师身份担任诉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 法官从人民法院离任后，不得担任原任职法院办理案件的诉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 《检察官法 》规定：“检察官从人民检察院离任后二年内，不得以律师身份担任诉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检察官从人民检察院离任后，不得担任原任职检察院办理案件的诉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 这一任职回避规定使早期从法院、检察院调入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及部分近年来现已从事律师职业的原法官、检察官在原任职地继续执业发生了现实和法律的冲突而遇到法律障碍。而修正后的《律师法》只规定了曾担任法官、检察官的律师从离任后二年内不得担任诉讼代理人或辩护人，并没有对已担任律师的离任法官、离任检察官的任职回避作出进一步的限制。
《法官法》、《检察官法》及《律师法》对法官、检察官离任后二年内不得以律师身份担任诉讼代理人或辩护人的规定是一致的，但法官、检察官离任后二年内如果不以律师身份可否担任诉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法官法》及《检察官法》对此却无明确规定。如果可以，这一任职回避规定形同虚设。《法官法》、《检察官法》对法官、检察官在离任二年后不得在原任职地担任诉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的进一步执业限制又没有“以律师身份”的外延设定。法官、检察官离任二年后如果以律师身份可否担任诉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如果不可以，《法官法》、《检察官法》与《律师法》显然存在着部门法之间法律与法律的冲突。从法不禁止即为合法的逻辑来推论，法官、检察官离任后二年内只要不以律师身份可以担任诉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法官、检察官离任二年后以律师身份担任诉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应当可以。如能这样理解，法官、检察官只要离任二年内不担任律师，离任二年后担任律师，则可彻底规避任职回避规定。由此，《法官法》、《检察官法》的任职回避制度在在逻辑上使人不可理解。如何解决《法官法》、《检察官法》对离任法官、离任检察官所作出的任职回避规定存在的诸多立法缺陷，如何正确理解和规范离任法官、离任检察官的任职回避规定，还急待于立法的修改或立法解释、司法解释的出台。
《法官法》、《检察官法》对离任法官、离任检察官的任职回避规定的立法本意一、是保障司法公正，防止离任法官、离任检察官因其原任职务而影响法院、检察院依法履行职责，彻底杜绝人情案、关系案；二、是确保法官队伍和检察官队伍的稳定。其立法本意无可厚非。然而，中国律师制度的历史遗留了中国特色的历史问题，片面地以现实需要解决现实问题背离了历史唯物主义。50年代及80年代一大批服从组织需要离开公、检、法转而从事律师职业的老律师们开创和恢复了中国律师制度的新时代，他们离任至今已有十几年、几十年，其原任职务对原任法院、原任检察院依法履行职责的影响已随岁月而流逝。因为十几年前、甚至几十年前担任过法官、担任过检察官而推断他们可能影响司法公正在事实上也是没有充分理由的。不分情形地对他们作出永久性的任职回避规定违背了当代中国律师的发展史。
法官、检察官离任后担任律师的其他情形各有不同。其他情形主要有四类：（1）法官或检察官离休、退休转而从事律师职业；（2）因个人价值取向的原因或其他原因从法院或检察院辞职转而从事律师职业；（3）因违纪、违法被法院或检察院辞退、开除转而从事律师职业；（4）原任法官或检察官因组织需要而调离法院或检察院从事其他职业，然后再转而从事律师职业。对于上述四类情形的原任法官、检察官作二年的任职回避规定，不分地域地限制离任法官、离任检察官在二年内不得以律师身份担任诉讼代理人或辩护人对保障司法公正及保证法官、检察官队伍的稳定无疑有着十分重要和深远的意义。但该规定对离任法官、离任检察官不以律师身份担任诉讼代理人或辩护人的情形未作限制规定笔者认为是立法的疏漏。《法官法》、《检察官法》进而对法官、检察官离任二年后在原任职地的任职回避作出了无限期的永久性限制规定，笔者认为是欠合理的。我国目前对法官、检察官终身荣誉及终身待遇问题在短期内还难以解决，在任法官、在任检察官并不享受高于其他职业的特殊待遇。因为担任过法官、检察官而永久性地限制其在原任职地不得担任诉讼代理人或辩护人，其所享受到的权利和其所承担的义务有失平衡。离任法官、离任检察官的专业知识及特长一般仅局限于法学领域，离任后最能发挥其才华的职业是担任律师。知识财富的充分利用无论对其本人或对社会都是具有积极的意义。目前在职律师中曾经担任过法官、检察官的有相当多的人数，如果他们不得在原任职地担任诉讼代理人或辩护人，他们要么背井离乡，要么放弃律师职业。如何客观公正地看待曾经担任过法官、检察官的现任律师依法执业的问题？如何充分利用离任法官、离任检察官的专业知识资源？在现实和法律相冲突、法律与法律相冲突的情况下，对《法官法》、《检察官法》任职回避制度的理解适用及其合理性的探讨、研究有着十分迫切的现实意义。
笔者认为，设定一个合理的任职回避期限远比无度地终身限制来得理性和科学。对“因组织需要调入律师事务所担任律师的律师”在任职回避规定中应当予以例外。对法官或检察官因组织需要调入律师事务所担任律师的，以“例外”排除对他们的任职回避限制有利于客观公正地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法官、检察官因工作需要调入律师事务所担任律师是50年代或80年代特定历史时期的历史产物，这种工作调动早已成为历史而一去不复返。因此，以“例外规定”排除对曾担任过法官或检察官后因组织需要调入律师事务所担任律师的任职回避限制对现行制度不会造成新的影响。其他四类情形如不加任何任职限制对司法公正有着现实的负面影响，应受一定的任职回避限制。但该四种情形均不符合“因组织需要调入律师事务所担任律师”的例外条件，因此对法官或检察官因组织需要调入律师事务所担任律师的情形规定为例外不会造成《法官法》、《检察官法》体系上的混乱。
《法官法》、《检察官法》与《律师法》是等级层次效力平行的部门法，从法学原理审视，该三部法律均不应具有溯及继往的效力。因此，在理论上《法官法》、《检察官法》的任职回避规定不能对该法律生效之前已经从事律师职业的离任法官、离任检察官加以约束。但在此之前，最高人民法院于2000年1月31日规定： 审判人员及法院其他工作人员离任二年内不得担任诉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离任二年后以对方当事人提出异议为前提，不得担任原任职法院审理案件的诉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00年7月17日规定：检察人员离任后两年内，不得担任诉讼代理人和辩护人。而对检察官离任二年后的任职回避未作进一步规定。因而，《法官法》、《检察官法》生效前离任的法官、检察官其任职回避应当适用该两项司法解释的规定，但对该两项司法解释所能够溯及的范围以前已经离任的法官、检察官以任职回避规定加以约束应当是没有充分法律根据的。对离任法官、离任检察官任职回避限制年限应当如何假定？笔者认为以5-10年为限，超过10年只是一种“司法公正”的摆设而无实际意义。在已有2年内不分地域的任职回避限制的前提下，对其在原任职地再加3年职业限制（在原任职地的任职回避限制年限为5年）。即“法官从人民法院离任后5年内，不得担任原任职法院办理案件的诉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 “检察官从人民检察院离任后5年内，不得担任原任职检察院办理案件的诉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如果将离任法官、检察官在原任职地的职业回避规定作出有期限的限制，那么对“因组织需要调入律师事务所担任律师”的历史遗留问题已经得到解决而不需作例外规定。
对离任法官、离任检察官任职回避限制年限过短难以体现任职回避制度的实际作用，无期限地永久性限制缺乏公平、理性和科学。社会关系的联结千丝万缕，可能影响司法公正的情形错综复杂。没有担任过法官、检察官的律师与法院、检察院也可能产生种种联系。根据一般的经验，法官、检察官离任5年后对原任职法院、检察院的影响已基本消除，即使其在原任职部门还有一定的影响，但此种影响与其原有权力已无直接的必然关系。以受到5年职业回避限制为代价跳槽从事律师职业的法官、检察官在现实生活中几乎不存在，以5年为限的有期限职业回避制度不会造成法官队伍、检察官队伍的不稳定。对因一般违法违纪被辞退、开除的法官、检察官5年后已足以使其思过，因违法犯罪受到刑事处罚的《律师法》已作不得担任律师的禁业规定。离退休法官、检察官离退休后经过5年年事已高，其原有影响已基本消除，且律师注册有70岁的年龄限制。
从《法官法》、《检察官法》任职回避规定的立法目的出发，兼顾部门法的协调统一，以服从保障司法公正为根本宗旨，笔者认为对法官的任职回避可规定为：“法官从人民法院离任后二年内，不得担任诉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 法官从人民法院离任后5年内，不得担任原任职法院办理案件的诉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 对检察官的任职回避可规定为：“检察官从人民检察院离任后二年内，不得担任诉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检察官从人民检察院离任后5年内，不得担任原任职检察院办理案件的诉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 对律师任职规定可统一为：“ 曾担任法官、检察官的律师，从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离任后两年内，不得担任诉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曾担任法官、检察官的律师从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离任后5年内，不得担任原任职法院或原任职检察院办理案件的诉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取消离任法官、离任检察官任职回避规定中“以律师身份”的外延设定，使离任法官、离任检察官任职回避规定的内涵更为全面和合理。
法官、检察官任职回避制度的建立是当代法制的一大进步，而对这一制度的不足进行批判性的研究更有利于这一制度的进一步完善。中国律师制度的今天离不开50年代、80年代原任法官或检察官因组织需要调入律师事务所担任律师的敢为天下先的老律师们的默默奉献。吃水不忘挖井人，对50年代、80年代因组织需要调入律师事务所担任律师的前辈以任职回避规定限制其在原任职地从事律师职业我们无法向历史交代。对法官、检察官无度地禁锢并不能从根本上优化法官队伍和检察官队伍，最高人民法院在优秀律师中选拔和招聘法官的尝试虽未如意，但使从事法官、检察官职业成为优秀律师的追求才是我们的目标，当有一天把律师从业经历作为法官、检察官的任职条件写进我国的法律，这才是我们梦中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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