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 贪 污 案 件 如 何 查 帐

　　　　　　　　　　　　　　　　　　修武县人民检察院 杨磊

查帐是检察机关在侦查贪污贿赂案件中，揭露犯罪、证实犯罪、收集犯罪证据的重要手段，也是一项专业技术性强，工作量大而复杂的工作，应当重视。
在这里，我们谈一下常规的查帐方法。
1、应如何进行调查？
一般说，重复报销贪污，是指一张单据报销两次或者正副联各入帐报销一次，把已经挂失和作废的单据又私自报销，把前个年度已入帐的单据抽出在下个年度报销。这类作案成员一般是直接从事财务工作的财会人员或管财物的人员。他们钻管理混乱或制度不健全的漏洞，寻机作案。对采取这种手段进行贪污犯罪的，在组织查帐时应注意，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是要审查入帐的票据凭证是正联还是副联，一般副联是不能作为记帐凭据的；二是要审查票据的发生时间，看是否是当年当月发生，发现跨年度票据，尤其是原因不明的要当做重点进行追查；三是帐据核对，查验是否重复报销，例如某乡工作人员李某，在负责乡总务帐期间，将一笔印刷费5200元在总务帐报销正联，查财政帐发现报销的是副联，经核对才发现是重复报销。
2、对多收少记和收款不上交者应如何进行调查？
从侦查实践看，这类作案手段多发生在商业、物资、供销、粮食系统，近几年金融系统也时有发生。作案的手段大都是那些直接经手管理财物的人员。例如采购员、出纳员、仓库保管人员以及收款员等。这些作案成员有的是开票时提高单价从中吃回扣或报销后占有，有的是内外勾结一票两开进行贪污，有的是收款后只给交款人开收据不上帐，情况比较复杂。针对这种贪污手段，一般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组织调查：一是对收款人员和交款人保存的单据相互核对，挤出差额，追去向；二是笔数、金额相核对，挤差额追去向；三是从人与人之间收集人证与其他资料相核对；四是帐实核对，然后进行综合分析，实事求是地加以判断。例如某公司仓库保管员王某，在任职期间销售商品收款不上交，把应交给会计的记帐联混入数量较大的凭证中，到会计处偷盖印鉴，然后混入上交。会计在清理帐目过程中对不住帐，为此进行追查，核对双方保管的单据，发现王某有6张票据7000余元没有会计开据的收款凭证，只交有报帐联。经侦查证实，王某采取收款贪污偷盖印章的手段想嫁祸于会计，最终王某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3、对涂改票据者应如何进行调查？
涂改票据进行贪污的犯罪分子，大都是有条件接触票据的报销人员和财务管理人员。这种票据往往有极大的隐蔽性，一般情况下不易发现。在涂改形式上，有退色后涂改，有添加数字或金额，也有不隐蔽的一般涂改，以及内容不一致的套写等。对这种涂改票据案件，在查帐方法上，一是要从单据本身反映的内容、笔迹、色泽相核对，看是否一致；二是票据与原销货单的底联相核对。看是否一致；三是进行文字鉴定，科学地辩明票据的真伪。某银行一储蓄所，一位代办员，上班不到两个月，采用模仿他人笔迹套写的手段，贪污公款1万元。案发后，侦查人员采取收集笔迹进行文检的方法确定了犯罪嫌疑人，又经过侦查、讯问，破获了此案。
4、对开假单据报销者应如何进行调查？
这种作案手段大都是直接经管财物的产、供、销人员或金融管理人员，他们在作案时开假单据的形式很多，而且比较复杂，但分析起来，不外两种，即合法与非法。一种是经税务机关登记的有税契的合法形式的发票，另一种是未经有关部门允许而印制的发票和白条，这是非法的。对使用这种作案手段进行贪污的案件的查法：一是组织查帐人员认真细致地审查发票的来源，重点应审查票据的出处、样式、规格和发票本身记载的品名、数量、单价、金额等。要注意查对发票的出处与购货渠道和内容是否一致；发票本身反映的内容与购货的渠道是否一致；发票上反映出的内容与购货单位所需要的产品，原材料是否相符；发票的首尾内容是否相一致，是何人书写等等。通过审查，从中发现疑点，进行追查。二是发票与入库的实物相对照，从中发现有无反映实物入库或未入库中途拐弯。三是对发票进行科学的笔迹鉴定，以证实是否伪造。例如某审计部门在审计某水泥厂的帐目中，发现有7张票据的笔迹系1人所写，品名与购货单位相矛盾，票号与填写的日期颠倒等疑点后交检察机关侦查，经查发现这些假发票系水泥厂与某购货单位和经办人勾结所为，查明了购货单位的经办人与水泥厂负责人相勾结，伪造票据合伙贪污2万余元的犯罪事实。
5、对虚报冒领者应如何进行调查？
在侦查实践中，采取虚报冒领手段进行贪污的案件，大都发生在直接经手管理财物的人员当中，他们为了骗取公共财物，往往用伪造凭证以及用别人作废的凭证进行报销，也有采取勾结他人开假单据的手法进行合伙贪污。对于这种贪污手法，在侦查中应采取以下方法进行查帐：一是要认真组织审查可疑凭证的来源，看所报销的票据是单位还是个人出具的，有没有收款人的手印或印章；二是组织审查所报销的票据与费用支出的关系，看费用支出是经常的还是偶尔的，是否是正常支出，有没有反常现象；三是要注意审查款支出的流向和支出形式，是不是人为的从中作弊；四是带着从帐目中审查出的疑点，找领款人或领款单位进行核对，去获取有无虚报冒领的依据；五是组织对已获取的证据进行技术鉴定，如笔迹、手印、印章等。例如；某煤矿工程队会计曾某，在任职期间，采取私刻假章、假造工资花名册的手段，先后作案十余次，冒领工人工资1万元。我们采取帐证核对、帐人核对、查假印章、进行笔迹鉴定的方法将此案侦破。
6、对大头小尾者应如何进行调查？
这种手段的作案成员多是各类开票人员和业务员，他们相互勾结进行作案。近年来，由于一些单位管理不严，给外出采购人员提供了贪污犯罪的方便。所谓的大头小尾，也就是存根联、记帐联上边的数字小，而收款联上的数字大。在做法上将正联撕下另写或隔开套写。对这种作案手段，在查法上：一是派人持开票方的底联与业务单位的报销联相核对；二是票据与实物相核对；三是发动知情人揭发。例如：我院在查处某矿一起贪污案件中，在查帐时发现购进的设备与实际价值差距大，就持报销联到销货单位核对，结果发现销货方的底联上开的是640元，而报销联上却开的是20640。经查证，查明了是双方经办人员相互勾结合伙贪污。
7、对私设小金库或帐外帐者应如何进行调查？
这种手段是近年来才有的，而且十分普遍。这种情况往往是公私交融，以公家名义达到营私之目的。有些小金库名义上是为集体而实际上是为隐形私利服务。请客送礼，有为公的一面，更有营私的内容。小金库乱财政，小金库的存在，给贪污受贿犯罪活动大开了方便之门。对这类贪污，往往是难查，不好认定，时常以不正之风为借口，以退代罚。对这种贪污案件的查法：一是审查支出单位的帐目与收入单位的帐目，相对照，挤差额，看是否入帐；二是审查单位设立的帐薄与科目是否合法；三是支出帐与库存帐目对照看是否存在差额，有差额是否入帐；四是出库帐与本单位的支出帐相对照，看是否相符，收货单位的支出帐与发货单位的收入帐相对照，看有无差额，以便从中发现帐外资金，然后，追查帐外资金的流向，看是否合法；五是查销售物品或门类繁多的各种扣款，罚没款，集体存款利息，以及合理的回扣是否入帐，以便发现“小金库”；六是查“小金库”，看是否建帐和有记载，查帐薄与库存相对照，看使用渠道是否合理；七是查“小金库”与帐外资金的实际支配权，看是否个人支配，以及是否存入银行个人从中贪污利息。例如：某银行分理处主任张某把客户给的回扣款不入帐，设立“小金库”，以自己的名字存入银行，自己掌管，其中一部分用于公家开支，而自己从中贪污了1万余元。
以上所谈的，都是实践中经常遇到的问题，今后我们可能遇到更多的新难题，不管遇到什么新问题，办理贪污案件都应当做到：查封犯罪嫌疑人帐目要有法律手续，核查帐目要合情合理，经查证之后作出会计技术鉴定，这样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

理念、体系与规则：合同法域的经济法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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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于中国政法大学法学会《公器》杂志，2004.5.26转载于“法大民商经济法律网” (http://www.ccelaws.com/）之“研究生、本科生学术特区”。]

刘显刚 （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


摘要： 合同法在整个（近代）私法领域中具有重要的核心作用，以经济法的视角来反观合同法之理念、体系与规则，不仅传统的权利话语之局限性得以显见，而且也有助于我们理解现代意义上的私法-社会化的确当性与必然性。

关键字： 私权逻辑 权利话语 法律补给 实质正义




引言

合同法（The Law Of Contract）是最具代表性的私法制度之一，也是现代社会之契约规则的主体部分，它在社会经济尤其商事交易中发挥着重要而基础的作用。然而，权利话语的过分膨胀，私权逻辑的内在圈囿，加之近代以来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外的社会“公共场域”不断强化的客观情势，已经使得建构在传统权利本位观之上的包括合同法i在内的诸多私法规则面临着日益力不从心的窘境。
尽管20世纪以来受到社会法尤其经济法之相关理论和实践的影响，合同法也经由对私权主体之社会义务的一般强调及对契约自由原则的适当规制而完成了由传统合同法向现代合同法的嬗变ii，但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即便受到规制，“权利-规则”仍然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私法调节机制的某些固有惰性，权利主体也仍然因为对利益的天然的不可遏止的追求而经常性地进行“效益违约”。有鉴于此，本文拟从经济法视角对合同法之理念、体系与规则进行粗略的全景式的解读与评判，并就经济法诸理念之于合同法域的一般性积极意义予以探讨。

一.神圣的与误读的：合同法理念

理念之谓者，原为理想和信念，但此处的“合同法理念”所意图表达的毋宁是合同法所固有的法律精神与规则诉求（将其外在地表述为“原则”可能更为确当）。合同法作为私法，除了具有一般私法的普遍性的理念（诸如平等、公平、诚实信用等等）以外，亦有其特殊的“规则诉求与法律精神”，主要是契约自由及由之而引发出的契约神圣与契约相对性等理念。下面笔者将主要围绕契约自由理念在近代和现代的私法中的不同遭际来对合同法理念进行经济法学意义上的评析。
思想层面的契约自由早在罗马法时期就已萌芽，但将其作为契约iii规则的一种原则性理念则是近代私法所确立的，而且也只有在近代私法中，契约自由才第一次具有了如此完备的逻辑体系和规则设计，受到私权主体隆重而特别的强调并发挥出巨大的促进商事交易的积极作用iv。作为近代合同法的基础性的理念（尽管不是全部），契约自由的确切涵义是：契约关系之当事人依法有权自主决定契约之缔结、相对人之选择、契约内容与形式之选择及契约变更或解除之选择等，其衍生出的附属理念包括契约神圣与契约相对性等v。
在近代合同法中，尽管对契约自由理念的表述中有“依法”的字样——表明相关的法律仍然是当事人自由地为契约行为的前置性条件——但是回归到历史中，在近代合同法大行其道的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契约自由几近“被视为神明”，从法律规制到学理研究再到私法实践，都在相当程度上对这一理念存在着显而易见的“误读”：无论是立法者、法学家还是普通的私权主体，人们似乎更注重于对绝对自由契约行为的推崇，而较少地考虑甚至忽视了对私权契约行为基于商业伦理和公共利益考虑的合理限制。
二十世纪以来，伴随着社会本位意识的增强和社会立法（尤其经济立法）的发展，因应社会“公共场域”不断扩大的客观情势，各国普遍通过立法对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传统私法规则给予了适当的调整，合同法亦由“传统”而过渡到了“现代”。作为原则性理念的契约自由尽管仍然存在，但其内容已经因为凯恩斯主义所主张的国家经济干预理论以及社会本位、实质正义、义务先定等经济法理念的外在冲击而发生了明显的调整，突出表现为：在保留其基本精神和价值诉求的同时更为关注契约行为的社会效果及契约的实质正义问题vi，一个鲜明的例子就是强制性合同的出现vii。而以消费者权益保障法为代表的系列经济法规范的出台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契约自由的适用范围进行了限制，如法国1978年1月10日78-23号法律第35条规定，“有关合同的价格及其付款方式、标的物质量及其交付方式、风险负担、违约责任以及保证责任的范围、合同的发行条件、合同的撤销、变更以及解除等条款中，凡属于违背法律的特别规定，基本滥用经济权利而强加给消费者的，或者给予滥用一方以不正当经济利益的，均因滥用权利而归于无效。”viii 除此之外，格式合同、附从合同的大行其道及国家为保证格式合同等在实质意义上的契约正义而进行的强制性介入也是纯粹契约自由原则受到调整的具体体现。
以经济法视角来反照合同法理念的近现代嬗变，不难看出，建构在个人主义和权利本位之上的传统合同法理念在近代曾经被赋予事实上是误读了的神圣光环，纵然这种误读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社会本位观指导下的相关规则的“修正”——这种被修正了的理念-规则因其本质上权利逻辑的底蕴而仍未完全消除私法规则的某些内在的惰性ix。在法治多元的今天，我们可以期待，社会法尤其经济法的理念与实体规则将会为这种惰性的有效克服提供有效的和持续的外部法律机制的补给。

二.逻辑的与形式的：合同法体系

合同法体系，是指合同法构成规则的有机整体，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结构意义上的由总则与分则构成的法律文本体系（从部门法学角度则可以表达为由合同法学总论与分论构成的学理体系）；二是逻辑意义上的实体规则体系，包括：契约行为之指导原则，契约之订立、变更、转让，契约之成立与生效，契约之解释，契约之履行，违约及其法律救济等。下文论述中所涉及到的“合同法体系”，仅为逻辑意义上的实体规则体系。
从其体系的构成来看（这里以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为例），合同法在逻辑上的确较为圆满地对契约行为的不同阶段、不同样态和不同结果均给予了法律的关怀和规制x。但是，一如笔者在本节标题中所表达的，逻辑的周全并不代表规制的圆满，权利-规则对应然状态的细致而充分的描述所凸显出的仅仅是对形式正义的过分热情的关注，更何况这种关注还仅仅停留在应然的话语表达上。
合同法具有近代私法共有的“只看是否是人，不看是什么人”的抽象的和形式的传统，尽管这一传统的“势力”因为20世纪以来具体人格和契约正义受到的渐多的重视而有所收敛。这里，经济法理念（尤其是实质正义观）之于合同法体系的科学建构的意义已经显而易见——它可以较为有效地防止合同法规则形式主义的任何倾向xi。

三.技术的与逼仄的：合同法规则

如果说理念和体系上的之于合同法的经济法解读其视角都较为宏观或至少是中观的话，本节所试图进行的努力——从其技术性的规则入手——则是微观意义上的。
规则的技术性是近现代立法中的一个显著的且不断有所强化的特征，合同法亦然。但是，无论怎样强调或有意识地进行努力，技术化的规则都不能完全避免一种法域规范的内在的保守（或曰狭隘）性。对于合同法来说，尽管其技术化的程度在不断提高（并且这种提高还有着现代合同法逐渐成型的背景），但是，一如前述，由于其本质上仍属于权利-规则，因而就不可避免地会在调节和规范机制上具有权利-规则在调节机理上的某些固有的惰性（狭隘性）。
为了表明这一论断并非危言耸听，以下的这一例证是必要的：
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0条这样规定：法人或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这一规定应用的是民法上表见代理的相关原理，说其法理明确、逻辑清晰当不为过。然而，即使从逻辑上对这一规定进行推演，我们仍然可以看出，我们的合同法对法人或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与第三人恶意串通超越权限订立合同的行为其规制能力是非常有限的。实践中，某些国有或集体企业负责人恶意勾结他人为越权合同行为而“成功移转”企业财产的事情的频繁发生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这一点。
同样是规范社会经济的运行，经济法的调节机制却与合同法迥异——不仅没有合同法机制的某些软弱性和滞后性，而且相对而言还更为有效和迅捷。
同样是上面这个例子，用经济法来规制可能就是另一种样子：国家通过专门性的经济法规来规范所谓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的对内对外行为；针对企业负责人恶意勾结他人为越权合同行为而移转企业财产，国家可以以专门规定明示企业负责人及相对方在此类活动中的严格责任，从而最大限度地降低此类事情的发生概率。
另外像供电、水、热合同等特殊合同关系的规制如果能够适当运用经济法律规范则可能会比单纯依凭调节平等主体交易行为的合同法律规范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结语

合同法是调整交易关系、维护交易秩序的法律，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律规则。从经济法视角对合同法之理念、体系与规则进行全景式的解读与评判——选题的大而无当注定了本文的写作过程是一次彻头彻尾的学术历险xii——希望这种努力能够为合同法的正确解读及经济法机制之于合同法域的一般性积极意义的探究有所助益。


参考书目：崔建远主编《合同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江平主编《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