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ATM机所引发的不少争议，都是不解电子银行所才造成的。


以下六个问题曾引起热议，众说纷纭。本文将要阐述的，与其说是观点，还不如说是对客观事实的描述，以期能消除歧见，统一认识。
1、ATM机是否是金额机构与是否要办营业执照的问题；
2、ATM机吐假钞谁负责的的问题；
3、英国ATM机双倍吐款不必归还的问题；
4、拾得他人信用卡在ATM机上取款如何定性的问题；
5、在ATM机上存假取真如何定性的问题；
6、广东许霆案云南何鹏案如何定性的问题；

银行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与传统银行完全不同，现代银行都是电子银行。大家对传统银行有认识，对电子银行了解甚少，或者不了解，这是导致上述问题发生争议的根本原因。当大家了解电子银行之后，这些争议都将不复存在。

21世纪以来，随着电脑技术与网络技术在银行业中广泛应用，催生出电子银行。电子银行所带来的最大变化是，银行存款取款等业务都已经实现电子化和自动化。客户将钱存入银行，传统银行保存的是实物数据，电子银行保存的是电子数据，相当于电子货币。例如存入银行100元，传统银行的账本与客户存折都是100元，一目了然；电子银行没有了传统银行的账本，取而代之的是数据库，尽管客户存折也显示存款100元，但是银行数据库中保存却是电子数据，相当于电子货币。

什么是电子银行？我国大型国有银行的存款、取款等业务，都是以省级为单位，由一台大型服务器自动办理。该银行在全省各营业网点的窗口电脑（加上柜员）是终端，自动柜员机也是终端。服务器与终端通过网络连接在一起，组成一个二元结构的银行电脑系统，这就是电子银行。从某种意义上讲，服务器就相当于银行的大脑，窗口电脑加上柜员，相当于银行的一只人手，自动柜员机相当于银行的一只机械手。电子银行的结构如同千手观音，只有服务器一个大脑，却有无数的手，所有的手都是听大脑指挥的。

银行的存款、取款，不再由人工直接办理，都是授权服务器自动代理的，服务器是银行的核心。终端的功能有两项，一是接收服务器的指令，收进存款或支出取款；二是将客户的要办理银行业务的请求，传递给银行服务器，由服务器作出决定。无论是柜员，还是自动柜员机，他们都只能被动执行服务器的指令，没有服务器的指令，柜员和自动柜员机都不能收进存款，也不能支出取款。如果银行服务器因故停止运行，大家就会发现该银行全省所有的窗口柜员和自动柜员机全部瘫痪，全都不能办理银行业务，即使银行的行长在营业窗口当柜员，他也同样无法为客户办理银行业务。

ATM机作为终端，没有独立性，客户在ATM机上进行存款取款的操作，真正为客户办理存款取款的，实际上都是隐藏在后台的服务器。正因为是这样，所以上述有关ATM机是不是金融机构的问题及是否要办理营业执照的问题，完全是假命题。因为服务器代表金融机构收进存款，支出取款，有营业执照，就足够了。

值得一提的是，现代银行中的柜员已经蜕变成为服务器的辅助工具了，他们没有决定权。柜员的作用是将客户的请求输入电脑，电脑再传递给服务器，服务器自动作出决定，并传回执行指令，柜员按指令执行——收进存款支出取款。柜员只是服务器的工具，这让许多人出乎意料。

客户的存款与取款，银行资金的进与出，取决于服务器的决定，与过去取决于银行管理者完全不同。现代银行中的资金管理者的角色，实现了从人到机器的重大变革，银行电脑系统实际处于银行管理者的地位。这完全颠覆了银行职员是银行代理人的传统观念，也突破了刑法理论中有关财物管理人、保管人、经手人只能是自然人的概念。

刑法学家们认为，ATM机与自动售货机一样，是基于响应而为客户办理存款、取款交易的，这是不符合实际的。ATM机与服务器组合的银行电脑系统，实际上基于判断而运行工作的，并且根据判断的结果，来执行不同的操作程序。我们将ATM机的操作程序和服务器的操作程序，用流程图画在纸上进行分析，就会发现，原来银行电脑系统完全是模拟银行管理者的思维与行为进行工作的。

当要求输入密码时，客户在ATM机上按下数字键，输入的密码将由ATM机进行判断。密码正确，银行电脑系统会让客户进入操作界面，此时，客户可以选择取款、存款等选择项进行操作。只有密码正确，才有资格请求取款、存款等，此时银行系统已经确认了客户的身份，双方无秘密可言，可以公开进行交易了。当客户输入错误时，ATM机会提示，“密码错误，请重新输入。”事实上，银行电脑系统正是通过识别密码来代替识别取款人的。

当客户在ATM机上输入取款金额后，ATM机将客户输入的取款请求传递到服务器，服务器将要作出判断，取款请求金额是否小于该客户的存款余额。当存款余额与请求取款金额之差额小于1时，意味着客户没有这么多的存款可取，ATM机将显示“余额不足，交易失败”；当差额不小于1时，服务器将从客户存款余额中扣除取款金额，差额将作为新的存款余额保存，作好取款记录，服务器同时向ATM发出支付指令，从而启动ATM的付款机构支付现金给客户，ATM机显示“交易成功，请提取现金”。

在ATM机与服务器的操作程序中，核心内容就是ATM机与服务器都能够进行判断。这与自动售货机的工作原理有本质的不同，因为自动售货机只有响应，没有判断，无所谓代表主人的意志。判断是人思维的合理内核，基于判断，就能够实施代表意志的行为。从前面的分析可知，ATM机的行为完全体现了银行的意志，因而是代表银行的，无庸置疑。

判断基于意识，没有意识，就没有判断。实际上，当客户在ATM机上按数字键时，ATM机是有响应的。人是有意识的，意识的合理内核是响应，无响应，则无意识。客户正是通过按动ATM机数字键盘触发银行电脑系统（银行管理者）的“意识”。这个“意识”与人的意识相比，很低级、很有限，但却是客观真实的。当客户输入取款金额1000元后，ATM机立即“意识”为一个数字字符1和三个数字字符0组成的字符串“1000” （相当于人的感觉系统），然后ATM机操作程序会将字符串“1000”转换为整数，再通过网络（相当于人的神经传导网络）传递到服务器（相当于人的大脑），服务器收到后自动将保存在数据库（相当于银行的账簿）中的客户账户资料提取出来，并计算账户存款余额与请求取款金额的差额，然后判断差额是否不小于数字1（这里的计算与判断相当于人的思维），进而决定所要实施的行为。可见，有了这个“意识”，银行电脑系统可以进行判断，有了判断，就能够实施代表银行意志的行为。正因为如此，我们完全可以将银行电脑系统（服务器与ATM机组合）视为一个银行电子代理人，可以提供24小时银行服务。

弄清楚了ATM机是银行不同分割的组成部分之后，很容易理解，当ATM机吐假钞时，理应由银行负责。尽管将钞票装入ATM机时，银行有相关制度和严格的程序，但钱都是银行工作人员装进去的。有整套的制度和严格的程序，并不意味能保证不出问题，不良的银行工作人员完全有可能并有机会以假换真，将假币放入ATM机钱箱中。现在的问题是，银行是强势的，翻脸就不认账，客户苦于拿不出证据，大都自认倒霉。在这个问题上，银行的反应可谓卑鄙无耻。

前不久，英国汇丰银行的一台ATM机发生双倍吐款并不要归还的案例，引起国内广泛关注。其实，原因很简单，就是银行工作人员在给ATM机换钱箱时，疏忽大意，本来应该装入装有面额10英镑的钱箱，实际装入装有面额20英镑的钱箱，ATM机将面额20英镑的钞票当作面额10英镑的钞票支付给客户，于是出现双倍吐款的“天赐良机”，引起大家争相排队取款。这种事情，国内的银行也发生过，只是没有发生排队取款的事。在法律意义上，就是给付错误。这种情况的发生，英国与中国都一样，过错在于银行，英国银行放弃自己的权利，于法有据。有人竟然发表文章，说什么两国法律环境不同，警告不要拿此案例说事，实际上是未搞清状况，不理解电子银行的行为，缺乏自知之明。

有关捡拾他人银行卡在ATM机上取款的行为，是定盗窃，还是定信用卡诈骗，分歧严重。最高人民检察院已发布了司法解释，照道理应该已有定论，可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也许只是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缘故，一些人和单位仍不予认可。大家可以参阅《刑事审判参考》总第62集中有关此司法解释的《〈批复〉》的理解与适用》一文，再结合前述有关电子银行的阐述，可见，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解释定性信用卡诈骗罪的观点，是符合电子银行实际的，相反，定性为盗窃罪的观点，其本质是固守银行资金管理者、经手人只能是自然人的传统观念，脱离实际，自然是错误的。

电子银行只能识别数字，无法识别人，电子银行其实是通过识别数字来代替识别人的。当密码正确时，无论是谁取款，电子银行都视为持卡人取款，所以捡拾他人银行卡在ATM机上取款，实际受损失的是持卡人，并不是受骗的银行，因此，信用卡诈骗罪有时具有特殊性，被害人与受骗人可能是不同的。这里又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机器不能被骗”的传统观点是否正确。前面已经讲过，银行电脑系统具有十分有限的“意识”，仅能对数字有响应，进而可以通过对数字进行判断来识别客户。行为人如果隐瞒真相冒充持卡人，输入正确的密码，银行电脑系统就会产生错误认识，将行为人误认为是持卡人，从而双方达成取款交易，银行错误交付持卡人的财物给行为人。可见，在有限的范围内，机器也是可以被骗的，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基于同样的理由，在ATM机存假币取真币的行为，应定诈骗罪，而不可能定盗窃罪。不过，笔者认为这种情况，应该归入信用卡诈骗罪的范围比较妥当，理由是行为人使用信用卡在ATM机上存假取真的行为是违法的，应将此种行为作为信用卡诈骗的行为之一，可通过人大修法、立法解释或者司法解释的方式对此种行为予以规制。有学者认为在ATM机存假取真构成盗窃，在银行窗口让柜员存假取真构成诈骗，也是没有弄明白电子银行的缘故。笔者需要说明的是，有些假币，机器能够验出来，柜员是验不出来的。事实上，柜员大量使用验钞机，识别假币更多的是依赖验钞机，而不是依赖自己的视觉和触觉。

对于广东许霆案，还有云南何鹏案，他们的账户中没有多少存款，却远远超出余额取出巨款来，又是如何发生的呢？原因是银行电脑系统对客户的取款请求进行处理时，先要从外界获取账户余额和请求取款数额这两个参数，然后计算两者的差值并判断是否不小于1，如果差值不小于1，则满足银行设定的取款条件，差值将作为余额存入数据库，同时服务器将指令自动柜员机启动付款机构进行支付，柜员机将显示“交易成功，请提取现金”；如果差值小于1，则服务器指令自动柜员机显示“余额不足，交易失败。”

账户余额保存在银行的数据库中，需要时会自动提取；请求取款数额需要客户从终端输入后传递到服务器。由于银行服务器所使用的前述两个参数，都是电子数据，电子数据具有易变性，在保存和传递过程中，由于银行管理上疏失，电子数据可能发生意想不到的变化。这样一来，即使没有那么多的存款，也可能满足设定的取款条件，即差值不小于1，从而取出超过实际存款余额的钱来。何鹏案，许霆案就是实例。

对于何鹏案，银行保存在数据库中的何鹏账户余额实际只有10元，是以电子数据的形式保存的。银行在对数据库进行升级时，因管理上疏失，有多种原因，例如格式不对，所保存的电子数据就会发生变化，既可能被充值，也可能被减值。何鹏的账户被充值，由10元变成了100万元。当何鹏提出取款2000元的请求时，银行服务器从数据库中调取的存款余额为100万，银行服务器计算差值并判断是否不小于1时，判断并没有错误，只是因自身原因获取了错误的参数——何鹏账户余额为100万——而产生重大误解，结果满足银行设定的取款条件，从而使银行与何鹏之间达成了取款交易，银行支付了取款给何鹏。显然，何鹏的行为，属于恶意交易，是可撤销的民事行为，无须承担刑事责任。因银行自始至终参与其中，故盗窃论纯属虚构。事实上，何鹏在多家银行多台自动柜员机上取过款，每台自动柜员机都没有任何故障，何鹏并非利用自动柜员机故障取款的，这是有交易记录可以得到证实的。
　　内容提要: 中国新颁行的刑事证据规定确立了实物证据的鉴真制度。根据所要鉴别的实物证据的不同，鉴真有两个相对独立的含义：一是证明法庭上出示、宣读的某一实物证据，与举证方“所声称的那份实物证据”是一致的；二是证明法庭上所出示、播放的实物证据的内容，如实记录了实物证据的本来面目，反映了实物证据的真实情况。中国刑事证据规定尽管确立了“保管链条的证明”方法，但强调通过对各种“笔录类证据”的形式审查，来验证实物证据在来源、收集、提取、制作、保管等各个环节上的可靠性。刑事证据规定还针时物证、书证、视听资料和电子证据分别确立了鉴真规则。鉴真制度要得到有效的实施，需要司法改革的决策者在刑事审判方式改革、侦诉关系改革、规范法官自由裁量权、有效实施排除规则等方面做出进一步的努力。


一、引言

在证据法学理论中，证据从其表现形式上看，有实物证据与言词证据之分。实物证据是指那些以物品、痕迹、书面文件、录音、录像等为物质载体的证据形式。通常所说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证据等，都属于实物证据。相对于言词证据而言，实物证据的证据能力和证明力问题无论是在证据立法还是司法实践中都受到了不应有的忽略。在证据能力环节上，实物证据的调查取证所要遵循的往往是一些技术性很强的手续，而难以牵涉重大的权利保障问题，即便侦查人员存在违法取证行为，也一般不会影响实物证据的真实性，因此，在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问题上始终存在着较大的争议。[1]而在证明力环节上，司法实务界通常强调对实物证据的当庭辨认、出示或者播放，以此来审查其真实性和相关性；遇有需要运用专门科学手段的场合，司法人员最多会聘请专家充当司法鉴定人，来对实物证据的证明力发表鉴别意见，以弥补自己专业知识和判断力的不足。可以说，在实物证据的审查和采纳方面，由于法律和司法解释没有做出明确的限制性规范，司法人员往往拥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

然而，随着2010年两个“证据规定”的颁布实施，[2]这种局面终于发生了变化。由两高三部通过的《死刑案件证据规定》，确立了大量涉及实物证据审查判断问题的证据规则。其中，值得高度关注的是该司法解释在物证、书证的来源方面所确立的排除性规则：“经勘验、检查、搜查提取、扣押的物证、书证，未附有勘验、检查笔录，搜查笔录，提取笔录，扣押清单，不能证明物证、书证来源的，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按照最高法院副院长张军的评价，“这个规定实质上是物证、书证证据资格的排除规定，不能排除来源非法就不应当采信。这是一个明显的进步。”[3]与此同时，在物证、书证的收集调取程序方面，该司法解释做出了近乎繁琐的技术性规定，强调对物证、书证的勘验、检查、搜查提取、扣押，应当附有相关笔录和清单；强调侦查人员、物品持有人、见证人在笔录或清单上签名；强调对物品的特征、数量、质量、名称等加以注明……为规范侦查人员的搜集提取行为，司法解释要求法院“对物证、书证的来源及收集过程有疑问，不能做出合理解释的，该物证、书证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4]

司法解释对物证、书证的来源和收集提取过程做出如此具体详尽的规定，并为此确立两项排除性规则，这是值得高度重视的发展动向。不仅如此，《死刑案件证据规定》对视听资料和电子证据的来源和收集提取过程也提出一系列相似的程序要求。例如，视听资料、电子证据要载明制作人、持有人的身份以及制作的时间、地点、条件和方法；法院要审查视听资料、电子证据的内容和制作过程是否真实，有无经过剪辑、增加、删改等伪造、变造情形……对于视听资料经过审查难以确定真伪，或者制作和取得的时间、地点、方式等有异议等，法院不得将其作为定案的根据。[5]

这种就实物证据的来源和提取过程所提出的要求，其实是一种旨在鉴别证据之真实性的审查方法。在证据法学上，这种方法就是“鉴真”方法。[6]过去，无论是刑事诉讼法还是司法解释，都比较强调实物证据的鉴定问题，也就是通过专业人员的知识技能和专业设备，对案件中的专门科学技术问题做出鉴别意见，以便揭示实物证据的真实性和相关性。例如，通过对血迹、毛发、体液、皮屑的DNA鉴定，证明现场所提取的物证为某被告人所遗留，进而证明被告人到过现场；通过对某一书面材料内容的鉴定，揭示该材料内容与案件事实的相关性；通过对某一录音资料的技术鉴定，来证明录音为某被告人所留……但是，在被用作鉴定检材的实物证据本身来源不明、提取经过没有记载、保管不善的情况下，这种针对实物证据所作的司法鉴定其实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来源不明、提取过程不清楚或者保管不完善的物证、书证，如果连其是否真实存在过以及究竟存在于何处等，都无法得到清晰的说明，就更无法对其本身所包含的事实信息加以鉴别了。因此，在针对实物证据的司法鉴定程序启动之前，提交实物证据的一方至少需要证明该证据是来源可靠、提取合法和保管完善的，也就是该证据确实属于提交证据的一方所声称的“那份证据”，接下来进行的鉴定才是富有意义的。很显然，为揭示实物证据的证明力，司法人员通常会先后借助于“鉴真”和“鉴定”方法来做出鉴别，“鉴真”方法可以为“鉴定”提供基本的前提条件，那就是检材来源的可靠性、检材提取的规范性以及检材保管的完善性。由此，鉴真与鉴定成为对实物证据的证明力加以鉴别的两种独立方法。

司法解释对实物证据的鉴真问题所确立的诸多规则，显示出刑事证据规则的发展已经走到了证据理论研究的前面。迄今为止，法学界对“鉴真”问题的研究还停留在翻译、介绍英美相关证据规则的水平上。而对于“鉴真”所涉及的各种证据理论问题，还鲜有研究者展开深人的探讨。而在中国刑事司法实践中，因为侦查人员缺乏证据鉴真意识所发生的误用实物证据的问题，已经在不少刑事案件中纷纷出现。在那些影响较大的冤假错案中，这一问题变得尤为突出和严重。[7]面对司法实践中普遍出现的问题，法学界有责任做出必要的理论回应，将实物证据的鉴真问题上升到理论的层面。

有鉴于此，本文拟对实物证据的鉴真问题做出初步的讨论。笔者将以中国新颁布的司法解释为范例，讨论鉴真的性质和基本方法，分析鉴真的基本诉讼功能，然后对司法解释就各种实物证据所确立的鉴真规则做出分析，对其在适用上可能出现的问题做出一些反思性评论。

二、鉴真的性质

中国新近颁行的两部刑事证据规定，确立了诸如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口供自愿法则、意见证据规则、量刑证据规则等一系列证据规则。这显然受到了英美证据法的影响。[8]而鉴真制度的确立，则更是借鉴英美证据法的结果。

英国刑事证据法要求提出证据的一方对实物证据的来源做出证明。尤其是在对某一物证的真实性存在疑问的情况下，法官通常会调查该物证的来源以及提取物证的整个过程。这被视为确保物证真实性的程序要求。[9]而在美国证据法中，任何一项在法庭上提出的证据都应被推定为不真实的。这被视为一项十分重要的证据法则。据此，控辩双方一旦向法庭提出某一实物证据，都要承担证明该证据“确属他所声称的那份证据”的责任。一般情况下，法庭不能将证明责任转移给挑战实物证据真实性的一方。[10]

美国证据法将广义的实物证据分为物证（real evidence）、示意证据（demonstrative evidence）、书证（writing）、录制证据（recording）等多种，并分别确立了具体的鉴真规则。在美国证据法中，鉴真属于实物证据具备可采性的基本条件之一，未经鉴真的实物证据是不具有可采性的，法官可以将其排除于法庭之外。例如，对于一份物证（如手枪），鉴真意味着证明该手枪实际为被告人使用过的那把手枪；对于一份合同，鉴真是指证明它就是原告和被告共同签署过的那份合同；对于一份录音带，鉴真就是要证明该录音带确实录下了有关被告人试图贿赂某一官员的谈话过程；对于一份示意证据（绘图、照片、表格、清单等），鉴真则意味着要证明该证据准确地表述或反映了案件事实发生的时间、地点、方位或者有关现场的情况……[11]

而根据中国的两个刑事证据规定，对于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证据的来源以及收集、提取、保管过程，都需妥提出证据的一方加以证明；对于那些可能存在伪造、变造的实物证据，也需要通过专门的证明程序加以排除。而在这种对实物证据的真实性和同一性加以证明的过程中，勘验笔录、检查笔录、搜查笔录、提取笔录和扣押清单起到了佐证和验证的作用。由此，鉴真其实成为实物证据具备证据能力的前提条件。

与美国证据法一样，中国刑事证据法也将鉴真设计成一种鉴别实物证据真实性的重要方法。按照实物证据的种类分布，鉴真可以被细分为物证、书证的鉴真，视听资料的鉴真，电子证据的鉴真。那么，究竟如何为“鉴真”做出一种准确而全面的定义呢？

根据所要鉴别的实物证据的不同，鉴真其实有两个相对独立的含义：一是证明法庭上出示、宣读、播放的某一实物证据，与举证方“所声称的那份实物证据”是一致的；二是证明法庭上所出示、宣读、播放的实物证据的内容，如实记录了实物证据的本来面目，反映了实物证据的真实情况。从消极的角度来说，前者旨在证明法庭上出现的实物证据，作为一种物质载体，没有被伪造或者变造，与举证方所诉称的实物证据是同一份；后者所要证明的则是实物证据所记载的文字、图表、声音、画像，没有发生失真的情况，真实记录了某一物体、场所、谈话、活动的情况。

前一种鉴真的定义对于物证和书证的鉴真是较为贴切的。物证是以形状、颜色、数量、重量等物理属性发挥证明作用的物品或痕迹，书证则是以其所记录的内容来发挥证明作用的证据材料。无论是物证还是书证，一般都是在案件事实发生之前或者之中所形成的实物证据，侦查人员最多只是发现并收集它们，但不能“制作”或者“制造”它们。正因为如此，对物证、书证记载的事实信息，一般不需要通过鉴真方法来加以验证，而往往要依赖司法鉴定技术的运用。例如，一把刀、一枚指纹、一滴血迹、一个脚印或者一种射击残留的痕迹，究竟包含了怎样的证据信息，这不是鉴真制度所要解决的问题，而是要由专业人员通过司法鉴定技术才能揭示的。对于物证、书证而言，鉴真制度所要解决的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法庭上出现的物证、书证就是举证方所声称的那份证据，该物证、书证不仅来源是可靠的，也得到了规范化的收集提取、妥当的保管，并与最终提交法庭的证据具有同一性，其真实性不容置疑。

很明显，对物证、书证的鉴真带有“对证据载体的真实性加以鉴别”的性质。也就是说，只要物证、书证的来源是真实可靠的，提取和收集过程是规范的，证据保管是完善的，并且在法庭上出示的是提出证据的一方所声称的“那一份证据”，那么，对这类证据的鉴真过程即告完成。这种对鉴真所作的第一种定义，所强调的是物证、书证在从提取到出示到法庭的整个过程中，必须保证其真实性和同一性，以避免物证、书证出现失真的情况。这是因为，控辩双方只要对某一物证、书证的真实性提出了合理的疑问，或者对法庭上出现的证据与原来提取的证据的同一性产生了怀疑，那么，该证据的证明力也就难以令人信服了。

至于后一种鉴真的定义，则对视听资料、电子证据都可以适用。无论是录音、录像等视听资料，还是包括电子邮件、网络博客、手机短信等在内的电子证据，作为一种证据载体本身，它们的真实性固然是需要证明的，这一点与物证、书证的鉴真没有实质性的差异。但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实物证据所记录的内容，包括声音、图表、照片、图像等，究竟是否真实反映了案件事实发生时出现的谈话、活动、场景，这是需要加以认真鉴别的。对这些实物证据的内容与相关谈话、活动、场景的同一性的鉴别，就属于鉴真制度所要解决的问题了。

假如我们将物证、书证的鉴真视为一种“对证据载体真实性的鉴别”的话，那么，对视听资料、电子证据的鉴真就属于一种“对证据内容真实性的鉴别”。在对后两种实物证据的鉴真过程中，证据的来源、提取、保管、出示等立体化的程序环节，主要被用来证明该证据所记载的内容是真实无误的，也就是说，这些通过高科技手段所记录的声音、谈话、活动、图像等，真实反映了案件事实发生时的情况，而没有发生错误记载、遗漏记录或者任意增加的问题。如果说物证、书证属于办案人员“收集”或“提取”的实物证据的话，那么，视听资料、电子证据则属于办案人员“制造”或者“制作”出来的实物证据。为避免视听资料、电子证据出现伪造、变造，提出证据的一方需要对这些证据所记载的内容进行真实性验证。这就需要那些视听资料、电子证据的持有人、提取人、见证人出具证明材料，以便证明这些证据的内容不存在错误记载。

三、比较法视野下的鉴真方法

中国刑事证据规定对鉴真制度的确立，属于借鉴美国证据法的结果。在鉴真的具体方法上，中国刑事证据规定并没有建立证人当庭辩认的规则，也没有要求那些持有、接触、处置、保管过实物证据的人出庭作证，而只是借鉴了一种形式化的证明实物证据“保管链条”方法，要求运用勘验笔录、检查笔录、证据提取笔录、搜查笔录、扣押清单等“笔录类证据材料”，从实物证据的来源、提取、收集、保管等各个环节来证明该证据的真实性。在以下的讨论中，笔者拟通过对中美鉴真制度的比较分析，来总结鉴真的主要方法，并对这两种鉴真制度的异同做出评价。

（一）美国证据法中的鉴真方法

在物证的鉴真问题上，美国证据法确立了两种方法：一是“独特性的确认”（ready identification或unique identification），二是“保管链条的证明”（chain of custody）。前一种方法主要适用于对特定物的鉴真，也就是某一物证具有独一无二的特征，或者具有某些特殊的造型或标记，证人当庭陈述当初看到物证具有哪些特征，并说明法庭上的该项物证与原来的物证具有相似的地方。由此，证人通过当庭提供证言，对该物证与原来所看到的物证的同一性做出确定的证明。[12]

作为另一种鉴真方法，“保管链条的证明”主要适用于物证为种类物的情形。也就是说，某一物证并不具有任何明显的特征，即便组织证人当庭辩认，也无法说清楚它具有特殊的造型、标记或其他特征。在此情况下，“独特性的确认”就变得无法适用了，取而代之的鉴真方法就只能是对该物证从提取到当庭出示的完整过程的展示。所谓“保管链条的证明”，其实是指从该物证被提取之后直到法庭出示它的整个期间，所有持有、接触、处置、保管过该项物证的人，都要就其真实性和同一性提供令人信服的证言，以便证明该项证据在此期间得到了妥善的保管，其真实性不容置疑。[13]

“保管链条的证明”对于证明某一物证自始至终没有发生状态的改变，可以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尤其是那些容易被伪造、变造的物证，唯有经过每一保管链条的证明，才能使人相信这些在物品被发现时就具有的状态，在其接受检验、鉴定直至当庭出示时，都是一致存在的，而没有发生实质的变化。否则，在有关物证的持有、检验、鉴定、出示或者其他处置环节出现任何形式的变化，都将被视为“保管链条的中断”。尽管这种中断并不必然导致物证可采性的丧失，但这毕竟属于物证鉴真环节上的缺陷，控辩双方可据此对该证据的可采性提出合理的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