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


广西壮族自治区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实施办法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令第6号


（2001年5月30日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第29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


第一条 为了有效地防范安全事故的发生，严肃追究安全事故的行政责任，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参照《国务院关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地方人民政府主要领导人和政府有关部门、机构正职负责人对下列安全事故的防范、发生，依照法律、法规和本办法的规定有失职、渎职情形或者负有领导责任，属于特大安全事故的，依照《规定》给予行政处分；属于特大安全事故以外的其他安全事故的，依照本办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玩忽职守罪或者其他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火灾事故；
（二）交通安全事故；
（三）建筑质量安全事故；
（四）民用爆炸物品和化学危险品安全事故；
（五）煤矿和其他矿山安全事故；
（六）锅炉、压力容器、压力管道和特种设备安全事故；
（七）食品中毒事故；
（八）其他安全事故。
地方人民政府和政府有关部门、机构对安全事故的防范、发生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属于特大安全事故的，比照《规定》给予行政处分；属于特大安全事故以外的其他安全事故的，比照本办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玩忽职守罪或者其他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安全事故肇事单位和个人的刑事处罚、行政处罚和民事责任，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执行。
对特大安全事故的防范、发生追究行政责任，按照《规定》执行，不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根据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的程度、数额，特大安全事故以外的其他安全事故分为重大安全事故、一般安全事故。具体标准由自治区经济综合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拟定，报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
第四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和政府有关部门、机构应当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方针，严格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采取行政措施，加强安全监督管理，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并对本地区或者职责范围内防范安全事故的发生、安全事故发生后的迅速妥善处理负责。
第五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每个季度至少召开一次防范安全事故工作会议，由政府主要领导人或者政府主要领导人委托政府分管领导人召集有关部门正职负责人参加，分析、布置、督促、检查本地区防范安全事故的工作，会议应当作出决定并形成纪要，明确防范的重点、责任、要求和措施，并组织有关部门严格贯彻实施。
第六条 地区行署、市、县（区）人民政府应当每年组织一次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对本地区可能发生安全事故的单位、设施和场所进行逐一排查，与有关单位签订安全事故防范责任书，明确安全事故防范责任单位、责任人和防范的具体要求、措施，并组织有关部门督促检查落实。
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将本地区容易发生安全事故的单位、设施和场所作为安全事故防范重点，制定严格的防范措施，并对上述单位、设施和场所进行经常性或者定期监督检查。
第七条 地区行署、市、县（市）人民政府必须制定本地区安全事故应急处理预案。安全事故应急处理预案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应急处理的主管部门、协管部门及其职责；
（二）抢险救援的人员、资金、物资准备；
（三）应急处理行动方案；
（四）应急处理措施。
安全事故应急处理预案经政府主要领导人签署后，报上一级人民政府备案。
第八条 地区行署、市、县（市）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有关部门对本办法第二条第一款所列各类安全事故的隐患进行查处；发现安全事故隐患的，应当责令有关单位立即采取整改措施在规定期限内予以排除。安全事故隐患排除前或者排除过程中，无法保证安全的，应当依法责令其暂时停产、停业或者停止使用。法律、法规对查处机关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对安全事故隐患排除情况的监督检查。安全事故隐患排除后，政府有关部门应当予以验收确认。
第九条 地区行署、市、县（市）、乡（镇）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对本地区存在的安全事故隐患，超出其管辖或者职责范围的，应当立即向有管辖权或者负有职责的上级人民政府或者政府有关部门报告；情况紧急的，可以立即采取包括责令暂时停产、停业在内的紧急处置措施，同时报告；上级人民政府或者政府有关部门接到报告后，应当立即组织查处。
第十条 各级各类学校应当建立健全学生饮水饮食、取暖、用电、用火、住宿等方面安全规章制度，加强对师生员工进行安全管理和教育。
学校违反前款规定的，根据情节轻重，对校长给予记过或者记大过的行政处分，对学校安全管理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记大过或者降级的行政处分。构成玩忽职守罪或者其他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一条 各级各类学校对学生进行劳动技能教育和组织学生参加公益劳动等社会实践活动以及娱乐活动，必须确保学生安全。严禁以任何形式、名义组织学生从事接触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等危险品的劳动或者其他危险性劳动以及危险性娱乐活动。严禁将学校场地出租作为从事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等危险品的生产、经营场所。
学校违反前款规定，按照学校隶属关系，属于中小学校的，对县级人民政府、乡（镇）人民政府主要领导人和县级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正职负责人；属于中小学校以外的其他学校的，对学校的主管部门正职负责人，按照下列规定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玩忽职守罪或者其他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未发生安全事故的，给予警告或者记过处分；
（二）发生一般安全事故的，给予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
（三）发生重大安全事故的，给予记大过或者降级处分。
学校违反本条第一款规定的，对校长给予降级或者撤职的行政处分，对直接组织者给予撤职或者开除公职的行政处分；构成非法制造爆炸物罪或者其他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二条 依法对涉及安全生产经营事项的活动负责行政审批的政府部门或者机构，必须严格依照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安全条件和程序进行审查；不符合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安全条件的，不得批准；不符合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安全条件，弄虚作假，骗取批准或者勾结串通行政审批工作人员取得批准的，负责行政审批的政府部门或者机构除必须立即撤销原批准外，应当对弄虚作假骗取批准或者勾结串通行政审批工作人员的当事人依法给予行政处罚，构成行贿罪或者其他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负责行政审批的政府部门或者机构违反前款规定，对不符合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安全条件予以批准的，对部门或者机构的正职负责人按照下列规定给予行政处分；构成受贿罪，玩忽职守罪或者其他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被审批者未发生安全事故的，给予警告或者记过处分；
（二）被审批者发生一般安全事故的，给予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
（三）被审批者发生重大安全事故的，给予记大过或者降级处分；
（四）与当事人勾结串通的，给予撤职或者开除公职处分。
本条前二款所称行政审批，包括：
（一）批准；
（二）核准；
（三）审查同意；
（四）许可；
（五）登记注册；
（六）认证；
（七）颁发执照、许可证、资质证、资格证等证书；
（八）竣工验收；
（九）年检；
（十）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行政审批。
本条第一款所称涉及安全生产经营事项的活动，包括：
（一）与消防安全相关的各类活动；
（二）交通活动；
（三）建设工程的勘察、设计、施工、监理；
（四）民用爆炸物品、化学危险品的生产、储存、运输、销售、使用和销毁；
（五）采矿；
（六）锅炉、压力容器、压力管道和特种设备的生产、安装、使用、维修和改造；
（七）食品生产、销售；
（八）涉及安全生产经营事项的其他活动。
第十三条 对依照本办法第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取得批准的单位和个人，负责行政审批的政府部门或者机构必须对其遵守安全生产经营的法律、法规、规章和安全规程、安全技术规范的情况实施严格监督检查；对违反安全生产经营的法律、法规、规章和安全规程、安全技术规范的，必须及时责令其整改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发现其不再具备安全条件的，必须立即撤销原批准。
负责行政审批的政府部门或者机构违反前款规定的，对部门或者机构的正职负责人按照下列规定给予行政处分；构成受贿罪、玩忽职守罪或者其他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被审批者未发生安全事故的，给予警告或者记过处分；
（二）被审批者发生一般安全事故的，给予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
（三）被审批者发生重大安全事故的，给予记大过或者降级处分。
第十四条 当事人未依法取得批准，擅自从事涉及安全生产经营事项的活动的，负责行政审批的政府部门或者机构发现或者接到举报后，应当立即予以查封、取缔或者责令停止有关活动，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属于经营单位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依法相应吊销其营业执照。
负责行政审批的部门或者机构违反前款规定的，对部门或者机构的正职负责人按照下列规定给予行政处分；构成受贿罪、玩忽职守罪或者其他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违法当事人未发生安全事故的，给予警告或者记大过处分；
（二）违法当事人发生一般安全事故的，给予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
（三）违法当事人发生重大安全事故的，给予记大过或者降级处分。
第十五条 地区行署、市、县（区）、乡（镇）人民政府依照本办法应当履行职责而未履行，或者未按照规定的职责和程序履行，本地区发生一般安全事故的，对政府主要领导人给予记过或者记大过的行政处分；本地区发生重大安全事故的，对政府主要领导人给予记大过或者降级的行政处分。构成玩忽职守罪或者其他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负责行政审批的政府部门或者机构、负责安全监督管理的政府有关部门，未依照本办法履行职责，发生一般安全事故的，对部门或者机构的正职负责人给予记大过或者降级的行政处分；发生重大安全事故的，对部门或者机构的正职负责人给予降级或者撤职的行政处分。构成玩忽职守罪或者其他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六条 安全事故发生后，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及政府有关部门应当按照国家和自治区规定的程序和时限立即上报，不得隐瞒不报、谎报或者拖延不报，并应当配合、协助事故调查，不得以任何方式阻碍、干涉事故调查。
安全事故发生后，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及政府有关部门违反前款规定的，根据情节轻重，对政府主要领导人和政府部门正职负责人给予记过、记大过或者降级的行政处分。
第十七条 安全事故发生后，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应当迅速组织救助，有关部门应当服从指挥、调度、参加或者配合救助，将事故损失降到最低限底。
安全事故发生后，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及政府有关部门违反前款规定的，根据情节轻重，对政府主要领导人和政府部门正职负责人给予记过、记大过或者降级的行政处分。
第十八条 重大安全事故发生后，由地区行署、设区的市人民政府按照国家和自治区有关规定迅速、如实发布事故消息。一般安全事故发生后，由县级人民政府按照国家和自治区有关规定迅速、如实发布事故消息。
第十九条 重大安全事故发生后，由地区行署、设区的市人民政府按照国家和自治区有关规定组织调查组对事故进行调查。一般安全事故发生后，由县级人民政府按照国家和自治区有关规定组织调查组对事故进行调查。
事故调查工作应当自事故发生之日起40日内完成，并由调查组提出调查报告。遇有特殊情况，经调查组提出并报组织调查的人民政府批准，可以适当延长时间。调查报告应当包括依照本办法对有关责任人员追究行政责任或者其他法律责任的意见。
组织调查的人民政府应当自调查报告提交之日起20日内，对有关责任人员作出处理决定；必要时，自治区人民政府可以对重大安全事故的有关责任人员作出处理决定，地区行署、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可以对一般安全事故的有关责任人员作出处理决定。
法律、法规对事故调查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第二十条 地方人民政府或者政府部门以捏造事实、作伪证、毁灭证据等形式阻挠、干涉对安全事故有关责任人员追究行政责任的，对该地方人民政府主要领导人或者政府部门正职负责人，根据情节轻重，给予记过、记大过或者降级的行政处分。
第二十一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权向有关地方人民政府或者政府部门报告安全事故隐患，有权向上一级人民政府或者政府部门举报下一级人民政府或者政府部门不履行安全监督管理职责或者不按照规定履行职责的情况。接到报告或者举报的有关人民政府或者政府部门，应当立即组织对事故隐患进行查处，或者对举报的不履行、不按照规定履行安全监督管理职责的情况进行调查处理。报告的安全事故隐患超出接到报告的有关人民政府、政府部门管辖或者职责范围的，依照本办法第九条规定处理。
第二十二条 监察机关依照行政监察法的规定，对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和政府部门、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履行安全监督管理职责实施监察。
第二十三条 依照本办法实施行政处分的权限和程序以及不服行政处分的申诉，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办理。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2001年7月5日


论不法经济行为中罪与非罪的界限

赵长青

在实行市场经济的新时期，评判不法经济行为的性质，划清不法经济行为中罪与非罪的界限，具有很强的理论性、政策性和实践性。界定得当，既能开放一些新生的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经济行为，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又能准确地打击经济犯罪，有效地保障市场经济健康有序的发展；如果界定不当，就可能扼杀一些新生的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经济行为，阻滞市场经济的顺利进行，造成罪与非罪的错位。因此，研究不法经济行为中合法、违法与犯罪的界限，对打击经济犯罪和发展市场经济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不法经济行为存在的客观性

“不法”二字，一般是指违法、不守法（《辞海》语），而本文所研究的不法经济行为则是广义的，它既包括违反现行法律规范的行为，也包括法律尚无明文规定的行为和法律一时难以规范的行为。这部分行为，就是介于法律明确规定为犯罪行为与合法行为之间的一些有法不依、无法可依或者有法难依的经济行为。这部分行为情况特殊，性质难定，是我们研究经济活动中罪与非罪界限的主要对象。

在任何社会的经济活动领域里，只要存在利益的冲突，就必然存在规制人们行为、调整利益关系的法律。尽管在不同的国度里，都制定了刑事、民事、行政法规来规范人们的经济行为，但不法经济行为照样客观存在，只是存在的范围、数量不同而已。这种客观现象的存在，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主要表现有：
（一）物质利益的诱惑性

追求物质利益，属于人的本性。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是有与无之争，只能是合法与非法之争。极“左”思潮严重时期，抹杀个人利益的特殊需求，将追求物质利益行为视为大逆不道，因而人的物欲受到压抑，人性受到扭曲，从而延缓甚至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性的物质欲望得到解放，这无疑是对发展生产力有利的。但是，在规范人们物质欲求的法制尚不健全的历史时期，各色各式追求物质利益的行为中，不法经济行为便会大量发生。

不法经济行为的牟利性，决定了在实施不法经济行为的群体中，有的人法制观念较强，能够把牟利行为节制在政策、法律的限度内，有的则会走贪婪无度的违法犯罪道路。马克思曾引用英国工会活动家、政治家托·约·登林的话说：“一旦有适当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有５０％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有１００％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的法律；有３００％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的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①］我国目前确有一些犯罪分子，为贪图不义之财，利令智昏，向社会和法律挑战。
（二）法律规范的滞后性

法律发展的历史说明，由于社会的进步，科技的发展，即使法律规范在不断变化和完善，而法律自身的稳定性与社会政治、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的矛盾总是不同程度的存在。任何法律规范一经颁布实施，就应在一定时期内有效，不能朝令夕改。而社会生产力是一个最积极、最活跃的因素，不断推动着社会的发展与变化，因此，人们的经济行为总有一些在一定时期处在法律规范调整之外。意大利法学家菲利指出：“法律总是具有一定程度的粗糙和不足，因为它必须在基于过去的同时着眼于未来，否则就不能预见未来可能发生的全部情况。现代社会变化之疾之大使刑法即使经常修改也赶不上它的速度”。［②］

社会发展与立法滞后的矛盾，在任何国家都是客观存在的。一般说来，在法制比较健全、社会发展比较平稳的时期，整个社会处于一个较理想的规范状态，这种矛盾就小；反之，在政治、经济大变动时期，超越现行法律规范的新事物不断出现，整个社会处于一个较为混乱的不法状态，这种矛盾就极为突出。

我国正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如同历史上的每次变革一样，旧体制被打破，新体制尚不完善，故新的法律体系的健全还有艰巨的过程。变革中付出代价之一，就是在一定时期内不法经济行为必然增多。
（三）行为性质的模糊性

模糊学认为，客观世界存在着两种事物：一种是人们可以明确肯定它的性质、特征、状态的清晰的事物；一种是人们不能明确肯定它的性质、特征、状态的模糊性事物。在不法经济行为中，有些就属于一时难以界定其性质的模糊性行为。

我国过去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产权关系集中，利益主体单纯，经营格局简单。刑事法律在经济领域中以保护公有制为己任，因而，合法与非法、违法与犯罪的界限易于界定。市场经济是一种比计划经济更为复杂的经济体制。在我国现阶段的市场经济体制中，虽然是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但以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为补充，多种经济的共同发展，导致利益主体多元化，必然会带来产权关系、资源配置、市场竞争等一系列关系复杂化。人们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获得经济利益的手段也随之变化。特别是新出现一些获取经济利益的新的行为，究竟对社会生产力发展是有利还是有弊，还有待于实践证明。对这种一时难以规范、利弊关系模糊的行为，在社会变革的失衡期是在所难免的。正如杜尔凯姆所说：“只要这种失控的社会动力没有达到新的平衡，这段时期各种价值观都无一定，规则标准也无从说起，可能与不可能之间的界限模糊不清，人们很难区分什么是公正的，什么是不公正的；什么是合情合理的要求，什么是非份之想”［③］对我国当前出现的一些利弊关系模糊、一时难以规范的模糊性行为，将会在市场经济运行中受到检验，利弊分野，被逐步完善的法律法规“驯服”。

综上所述，不法经济行为是一种客观存在，即使是法制较完备的国家也不可避免。当前我国正处在经济体制转轨变型时期，这种现象较为突出是符合客观规律的。
二 评判不法经济行为罪与非罪界限的标准
（一）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是界定不法经济行为罪与非罪界限的实质标准。

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是区分罪与非罪的实质标准。这里包含两层含义：一是看有无危害社会的行为。有危害社会的行为，才具备犯罪的前提条件，没有危害社会的行为，便无犯罪可言。二是看行为危害社会的程度。只有当危害社会的行为达到触犯刑律的程度，才能以犯罪论处，如果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则不能认为是犯罪。这里的关键是如何掌握和理解这个标准。原苏联著名刑法学家斯皮里多诺夫曾对此作过精辟的论述。他说：“危害社会秩序的行为多样性和每个行为客观造成的损害程度的历史变异性，把评价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的标准问题提到了首位。如果没有这样的标准，要社会对犯罪作出自觉的或公正的反应，这基本上可以说是不可思议的。从社会学的理论看，行为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相适应的程度，是评价人的行为的标准。”［④］在这里，斯氏提出了一个评判人的行为性质的标准，即人的行为是否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相适应。行为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完全相适应的，就是推动社会前进的、有益于社会的行为；与社会发展规律不完全相适应的，就是对社会有一定程度危害性的行为；与社会发展规律背道而驰的，就是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这个观点是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唯物史观的，也是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刑法原理的。

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与社会的政治、经济生活息息相关的。在不同的社会政治经济条件下，评判人的行为的标准是不同的，正如恩格斯所说：“善恶观念从一个民族到另一个民族，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变得这样厉害，以致它们常常是互相直接矛盾的。”［⑤］即使在同一个国家里，由于发展阶段的不同，衡量人们行为性质的罪与非罪的标准也是不同的。我国正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变，犯罪认定标准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当前我们刑法理论界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研究市场经济体制下认定行为社会危害性的标准。
（二）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是评判不法经济行为是否具有社会危害性的事实标准。

根据邓小平同志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刑法作为上层建筑，它的根本任务就是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服务，为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党的“十四大”的政治报告中，又根据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指出：“判断各方面工作是非得失，归根到底，要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标准。”这个“三有利”标准的实质是生产力标准。这个标准既是指导、检验各项工作的标准，当然也就应当引进刑法领域，作为评判行为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的标准，也就是界定不法经济行为的罪与非罪界限的事实标准。

把生产力标准引进刑法领域，作为判定行为是否具有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的标准，必然要引起犯罪观的更新和认定犯罪具体标准的变化。但对怎样理解和适应生产力标准，目前缺乏统一的认识。从见诸于书刊发表的论著中看，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一是法律标准论。有的文章认为：生产力标准是一种宏观的标准，并且十分抽象难以把握。如果以生产力标准取代法律标准，就会导致法律虚无主义。因此，必须在总体上坚持犯罪构成作为经济犯罪的认定标准，在法与理冲突的情况下，以生产力标准作为适当的与必要的补充。

二是生产力标准论。有的文章认为：行为是否危害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及其程度，应是区分经济犯罪的罪与非罪的标准。并具体指出：一是行为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这是区别犯罪与正当的界限。是否“有利于”，主要看社会效果、行为手段、历史背景和当时的主客观情况。二是危害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程度。这是区分犯罪与一般违法的界限。危害程度如何，主要应结合情节是否恶劣、数额是否巨大、后果是否严重等情况，综合考虑加以确定。这种观点认为，市场经济体制是当前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动力。因而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破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不法经济行为都发生在市场经济运行中，不可能不危害市场经济的发展。所以，只要掌握好生产力标准，就能区别罪与非罪的界限。

三是双重标准论。此说的主要观点是：评判具体经济行为有无社会危害性，既要以是否利于生产力发展总标准为指导，又要坚持以法定的犯罪构成为依据。这种观点认为，前者具有政策的指导意义，后者是法律表现形式，在政策的指导下，掌握好犯罪构成的具体内容，才能划清不法经济行为中的罪与非罪的界限。

四是最终标准论。此说认为：生产力标准终究是社会评价体系中一个根本的、最终的标准，要从本质上把握某种行为是否真正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不能把它误解为经济标准，也不能把它误解为绝对唯一的排他性标准，不能脱离其他具体的法律标准而孤立存在。这种观点的中心意思是，生产力标准只是根本的、最终的标准，不具有排他性，要评价人的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还是要通过具体的法律标准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