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TO《政府采购协议》对我国政府采购制度的影响

钟筱红*


[内容提要] 政府采购制度是现代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普遍采用的一种改革公共财政支出体制的重大举措。在我国，政府采购制度以其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得以蓬勃发展，但是由于目前我国尚无一部统一的法律来规范和约束政府采购行为，在实际操作中存在着较大的随意性和不规范性。入世对我国财政体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文在研究WTO《政府采购协议》基础上，就如何进一步建立和完善我国政府采购制度提出一些初浅的看法。
[关键词] 《政府采购协议》 中国 影响
政府采购制度是公共财政体系管理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市场经济国家管理直接支出的一项基本手段。政府采购（Government Procurement），也称公共采购，是指各级政府及其所属机构为了开展日常政务活动或为公众提供服务的需要，在财政监管下，以法定方式、方法和程序，利用国家财政资金和政府贷款，从国内外市场上购买商品、工程和服务①的消费行为。
政府采购制度形成于18世纪西方自由资本主义国家，最早可以追溯到1761年美国《联邦政府采购法》，迄今已有200多年历史。由于这种制度以公开招标为原则，从决策到监督体现了广泛的公平性、公正性和规范性，因此被称之为“阳光下的交易”。
一、 WTO政府采购协议的主要内容
WTO《政府采购协议》1994年4月经缔约方签字通过后，于1996年1月1日正式生效。它在WTO法律体系中属于附件四的四个“复边贸易协议”（Plurilateral Trade Agreement ）之一，仅对签字成员方有拘束力，而不是对全体成员方有效。
《政府采购协议》由两大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包括序言和24个条款，第二部分为《政府采购协议》的附录②。其主要内容可以归纳以下几方面：
（一） 目标和原则
《政府采购协议》的基本目标是：
1、通过建立一个有效的关于政府采购的法律、规则、程序和措施方面的权利与义务的多边框架，实现世界贸易的扩大和更大程度的自由化，改善并协调世界贸易现行的环境。
2、通过政府采购中竞争的扩大，加强透明度和客观性，促进政府采购程序的经济性和高效率。
《政府采购协议》对缔约方政府采购强调了以下原则：
1、国民待遇原则和非歧视待遇原则。各缔约方不得通过拟订、采取或实施政府采购的法律、规则、程序和做法来保护国内产品或供应商而歧视外国产品或供应商。
2、公开性原则。各缔约方有关政府采购的法律、规则、程序和做法都应公开。
3、对发展中国家的优惠待遇原则。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国际收支状况等，要求有关缔约方应向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提供特殊待遇和差别待遇，以照顾其发展、财政和贸易的需求。
（二） 适用范围
《政府采购协议》的适用范围包括：
1、采购主体：是“由直接或基本上受政府控制的实体或其他由政府指定的实体”，不仅包括政府机构本身，而且包括其他实体，如政府代理机构；不仅包括中央一级的政府实体，还包括地方政府采购实体。各缔约方在加入《政府采购协议》时应提供一份采购实体清单，列入《政府采购协议》附件。只有被列入清单的采购实体才受《政府采购协议》的约束。
2、采购对象：适用于缔约方一定金额的货物、工程（基本建设工程特许合同除外）和服务的采购。其中中央一级采购实体在货物采购方面受协议管辖的最低限价为13亿特别提款权，而中央一级采购实体在服务方面、地方一级采购实体在货物和服务方面受协议管辖的最低限价由各成员方协商确定，并列入《政府采购协议》附件③。工程采购项目，以联合国中央物品分类第五十一章所列的建筑工程为准。但对于涉及国家安全的采购，包括武器、弹药、战略物资的采购，或与国家安全及国防密切相关的连带采购；以及涉及到维护公共道德、公共秩


序、公共安全、人民与动植物的生命或健康、知识产权、保护残疾人组织、慈善机构或劳改产
品等方面的采购，不适用《政府采购协议》。
（三） 采购方式
《政府采购协议》规定比较灵活。主要有三种方式：
1、公开招标采购，是指通过公告程序，邀请所有感情趣的国内外合格供应商参加招标的采购程序。
2、选择性招标采购，是指各采购实体在与采购制度的有效实施相一致的情况下，通过公告程序，最大限度地邀请国内外合格供应商参加投标的采购方式。
3、限制性招标采购，即《政府采购协议》第１５条规定的采取公开招标或者选择性招标
后，有下列情形发生时可不通过公告程序采取的采购方式：（1）没有供应商参加投标或者无

格标；（2）对于艺术作品或者因保护专利和版权、技术原因等，供应商独此一家，无其他替代选择；（3）出现了无法预见的极为紧急的情况；（4）如更换供应商将不能满足要求而必须向原供应商采购替换零备件；（5）因研究开发需要或者特定合同需要而续购的产品和服务：（6）追加的工程采购必须由原供应商办理且金额未超过原主体合同金额的50%；（7）在商品市场上采购的产品；（8）只有短时间内出现的对政府机构及其下属机构极为有利的向非经常供应商的采购；（9）与设计比赛获胜者签定的采购合同。
4、谈判式采购，是指一缔约方在严格的限制条件下，在授予合同程序同投标人进行谈判。这些条件包括：（1）采购方在发出招标邀请时已表达这种意图；（2）通过评估，没有一个投标明显优于其他投标；（3）谈判应主要用来坚定各个投标的优劣；（4）在谈判中采购人在不同的供应商中实行差别待遇。
（四）质疑程序
《政府采购协议》第20条规定，当一供应商对某项采购违反《政府采购协议》的情形提出质疑时，每一缔约方应鼓励该供应商通过与采购实体进行磋商来解决质疑；有关供应商应在知道或应当知道该项质疑之日起10天内开始质疑程序，并通知采购实体；各项质疑应由一家法院或与采购结果无关的独立公正的审议机构进行审理；为纠正违反《政府采购协议》的行为，确保商业机会，质疑程序中可以采取暂时的果断措施，在决定是否采取这种可能造成该采购过程中断的措施时，应考虑可能对有关利益包括公共利益产生的重大不利后果。同时，为维护商业和其他有关方面的利益，质疑程序一般应及时结束。
二、 我国现行政府采购制度与WTO《政府采购协议》相比存在的问题
我国政府十分重视政府采购立法工作，曾先后草拟了《政府采购条例（草案）》、《中央机关政府采购条例（草案）》，1994年4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立法原则，制定颁布了《政府采购管理暂行办法》。同年6月又颁布了两个配套办法，即《政府采购合同监督暂行办法》和《政府采购招标投标管理暂行办法》。目前，政府采购资金管理暂行办法、政府采购市场准入办法也正在草拟酝酿阶段。
在地方立法方面，上海市于1995年制定了我国第一个政府采购试行办法，几经修改，1999年4月，正式制定《上海市政府采购管理办法》和配套措施等6个办法。目前，全国已有近30个地区制发了政府采购规章和制度，其中，深圳市在1998年制定的《深圳经济特区政府采购条例》是我国第一个政府采购的地方性法规。1999年5月24日，国家发行了政府令对中央和地方政府实行政府采购下达了明文规定，从而标志着我国政府采购开始走向规范化、普遍化和制度化。
《政府采购协议》虽然属于WTO成员方选择参加的协议，只是对签字国有效，但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市场一体化的趋势，以及我国进入世贸组织脚步的临近，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开放本国的政府采购市场应是历史的必然。但是，在我国现阶段政府采购工作仍属全新领域，相关立法起步较晚，政策法规尚不健全，与WTO《政府采购协议》的要求相比仍存在较大的差距。主要表现在：
1、法律保障方面
我国推行政府采购制度工作起步较晚，近两年全国各地都在陆续试点推行，但到目前为止，许多省、市、自治区虽然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制定了相应的办法和措施，但我国还未制定出《政府采购法》或完整的政府采购制度管理条例，尚未形成统一的政府采购体系。而各地在政府采购实际操作时存在较大的随意性和不规范性，有些问题无法可依，无章可循，只有靠一些规范性及领导的支持运作，缺乏法律的保障。
2、政府采购最低限额的规定方面
《政府采购协议》规定各缔约方的中央政府机构采购合同的限额为13万特别提款权④，而地方政府机构和政府下属机构由各缔约方自行规定。依据国际惯例，地方政府的采购合同起始限额均高于中央政府采购合同的起始限额。我国目前尚无统一的采购限额规定，而各地实际操作的限额一般都较低，如上海市《2000年政府采购目录》规定：单项采购金额超过5万元或以一级预算单位汇兑统计年批量采购超过100万元的货物；合同金额超过100万元的土建、安装、装饰、市政道路等各类工程；单项金额超过50万元的服务。这意味着一旦我国加入WTO《政府采购协议》，上述所列超过5万元、50万元、100万元的政府采购市场都将对其他缔约方开放，这样的规定对保护本国企业而言显然是很不利的，也与国际上通常做法相。
3、 政府采购机构的确认方面
目前，各地政府采购大多数由地方政府协调有关部门参加组成政府采购委员会，在财政部门设立政府采购中心。这两个机构在实践中既可以审查采购主体资格，又可以在供货合同由采购单位和供应商商定的情况下，以监督方身份承担见证职责。这实际上就等于承负可能出现的经济纠纷的责任，因而这两个机构实质上既是政府采购组织者，又是政府采购管理者，在市场经济中既扮演采购员，又兼裁判员，这种身份上的双重性，必然导致职责上的混淆。因此，这样的组织形式在法律和行政体制方面如何定位、职责如何衡量，都是需进一步解决的问题。
4、 预算管理形式方面
国家权力与个人自由命题的若干思考

高军


历史上不同的时期的社会契约论者在解释国家的起源时，首先在理论上基本都作了一种相类似的假设，即人类最初处于一种自然的平等的原始状态，人类出于共同对付自然界及防止人们之间相互侵害等人类自身生存的需要，于是达成契约，让渡出部分权利组成国家和政府。因此，在人民、国家及政府产生的先后次序上，社会契约论者认为是先有人民后有国家和政府。国家和政府的权力来源于人民的授权，其存在的目的是为了保障人民的自由、幸福、公共的安全与福利，而绝不是为了管制和压迫人民。从法律地位上来说，按照社会契约论者的观点，国家及政府与个人完全平等，绝不能凌架于个人之上沦为作威作福的工具。
但是，自从有国家诞生之后的人类历史却充分证实了国家和政府似乎始终只是作为阶级压迫的工具而存在，社会契约论者希望见到的那种理想的国家与政府始终只是乌托邦。因为，“权力会产生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会产生腐败”，权力本身腐蚀性的特点及人类专制的历史都证明了人类对于权力的过分集中必须非常审慎。近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们也看到了这一点，为此他们在理论上将国家权力一分为三，即立法、司法、行政三种权力，并设计了三种权力分立与相互制衡的具体方案。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英美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将三权分立的理论在政治上进行了实践并在制度上予以了确立。
在解决了国家权力分立制衡的问题之后，对于个人的自由，启蒙思想家们也进行了理论上的阐述，认为，人民让渡权利只是让渡那些组织国家和政府所必须的而不得不让渡的部分，这些被让渡的权利总和构成了国家的权力，但是属于人民基本权利的内容则由人民自己保留，这些被保留的权利就是人民的自由。如果让渡所有的权利，人民将一无所有，最终必将导致专制和暴政。人民让渡出权利组织了国家，但众所周知，国家仅仅是一个抽象的集合体，其权力的行使必须通过公众选举的公务员组织的政府来进行。政府则主要通过法律来治理国家，因此，法律应体现公意，应保障人民的自由，而所谓的自由，也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因此，人民的权利靠法律来确认和保障。但是，由于法律自身的缺陷及其他的种种原因，人民自身所保留的权利很难在法律中一一得到体现（例如我国宪法中未规定已为国际公约所确认为基本人权的公民的居住、迁徙、罢工等自由），对此，绝不能理解为对未规定的权利法律就不予保障。对此，在以简约、惜墨如金而著称于世的美国宪法中，美国的开国先贤们怀着深深的忧虑，在权利法案中写入第九条“不得因本宪法列举某种权利，而认为人民保留之其他权利可以被取消或轻忽”及第十条“本宪法所未授与合众国或未禁止各洲行使之权力，皆由各洲或人民保留之”的弹性条款。因此，属于人民保留的权利，不管是法律予以明文确认的或未确认的，均属人民的自由，对此，国家都必须予以保障。
国家权力与个人自由永远都处于一种此消彼长的动态平衡之中。国家权力不能任意地扩张，国家权力任意扩张的后果必然是个人自由的缩小。国家权力存在的目的首先是为了保障个人的自由，但是为了实现保障个人自由的目的，国家权力有时候必须必要地不得已地“作恶”。但是，国家权力干涉个人的自由必须以法律有明文的规定为限，而法律本身也“只禁止那些会损害社会的行为”，而且法律禁止这些行为的目的是为了更多的人获得更大的自由，即“自由只有为了自由本身才能被限制”。因此，对政府来说，政府的权力必须是有限的，任何一个政府都必须有所为，有所不为，而不能为所欲为，所有的政府都只不过是“有限的政府”。对政府来说，“法无授权即无权”，而对公民来说，“法无禁止即自由”。
国家权力干涉个人自由必须以法律明文规定为限，必须是一种不得已而采取的行动，而决不能任意扩大到道德等领域。对于道德领域，有道德、宗教等规范来调整，“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如果国家权力或法律任意干涉，最终只能导致人人自危，造成一种恐怖和产生普遍的伪道德的后果。欧洲黑暗中世纪宗教法庭的统治产生了《十日谈》中的伪道德，中国封建社会“礼教杀人”的历史中产生了大批“满口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娼”的性格扭曲的两面人，前苏联普遍政治高压下产生的灰色政治幽默等事实足以证明以上的结论。国家权力如果违法侵犯了个人的自由，应由国家对被侵害者予以赔偿，那种“国家无过错”的陈腐观念已被抛入历史的垃圾堆，取而代之的是国家赔偿制度在世界大部分国家的纷纷建立。
另外，对个人自由来说，个人自由不是一种绝对自由，按照马克思的说法，“自由就是从事一切对别人没有害处活动的权力”，法国《人权宣言》将其定义为“在不损害他人之下，可以做所有的事情”。因此，个人在行使自由时不能侵犯国家、集体和他人的自由，必须以符合法律规定的方式来行使，只有这样自由才能真正地得到保障，因为“如果一个公民能够做法律所禁止的事情，他就不再自由了，因为其他人也同样会有这个权利。”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为了得到自由，我们才是法律的臣仆。”
以上的理论是完美的，但实践中却远没有那么美妙。尤其是在我们的社会里，由于封建社会二千多年的漫长历史及传统文化中国家主义观念的影响以及法律和制度不完善的现状的种种原因，经常会发生诸如警察闯入民宅搜查黄碟、联防队员冲入旅馆房间对同居一室的大学生情侣施以“罚款”的情形，也经常可以看到警察、联防队员在路上随便拦住一个人查身份证、暂住证的情况（如果没有证件很可能被怀疑是“盲流”，最终可能免不了被投入收容站的命运。笔者最近听说有一位大学生毕业后来东南沿海某城市找工作，因没有暂住证，两次被投入收容站，被赎出后，原先善良的人完全改变了性格，变得很“狼”），甚至还会发生类似陕西少女麻旦旦、山东少女张旦、江苏少女金磊、河北少女吴小玲被强迫承认卖淫的极端事件（详见《法律服务时报》02年11月22日第16版）。这几位可怜的女孩子最终的清白都是无一例外地通过“处女膜完好”的鉴定结论而获得的。这不能不说对我们这个社会是一个极大的嘲讽，如果一个人的清白必须要通过处女膜鉴定这种原始的、野蛮的、侮辱人格的方式来证明，那只能认为我们这个社会还处于蒙昧的状态。至于说因刑讯逼供而造成的冤狱事件，相信法律界的人士一定不会认为仅仅是极个别的现象，也相信只要留意央视《今日说法》栏目及《法制日报》、《中国律师》等报刊的人对此都不会陌生。……
如何有效地防止国家权力任意干涉个人自由的情况发生，这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过程中所不得不严肃地思考并必须予以解决的问题。笔者拙见，主要可以通过以下四个方面来进行。
1．必须制定良好的法律和建立良好的制度
自由只有依靠良好的法律和制度的保障才能存在，良好的法律和良好的制度之间相辅相存不可偏废。“良好的法律”一直是人们所向往的目标，古希腊先哲亚里斯多德在论及法治的第二层涵义时，即指出“得到普遍遵守的法律本身应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这里的所谓“良好的法律”，指的是那种体现公平、正义精神与理性价值的法律。它要求立法者在立法时必须公正和真正地体现民意，对此，马克思曾论述道：“如果认为在立法者偏私的情况下可以有公正的法官，那简直是愚蠢而不切实际的幻想！既然法律是自私自利的，那么大公无私的判决还能有什么意义呢？”因此，如果制定出的法律本身就是不公正、不理性的“恶法”，那么人民的自由又怎么能依靠它来保障呢？
就法律和制度来说，两者之中，法律是基础，但往往制度更直接地对自由产生作用。诚如总设计师小平同志所说的那样，“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小平同志朴实的话语道出了制度的真谛。如果没有制度的保障，权力如果不被制约，那么权力被滥用侵犯个人自由的事情随时都有可能发生，而且被侵犯者毫无抗争的余地。例如，笔者就有两次在火车上和路上遇到警察查身份证的情形，你根本没有任何辩解的余地，因为在强权面前所有的公理都是苍白的，“枪炮说话的时候，缪斯保持沉默”，换句咱们中国的古语叫“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
另外，对自由来说，人类的历史已证实，自由往往只是一种奢侈品，仅仅只存在于现代社会中。而现代社会中，民主政治、市场经济、法治社会三者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割裂任何一个方面其他方面都不可能存在。如果不同时具备民主政治、市场经济、法治社会三个条件，这个社会也不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社会。近思我国的情况，经过二十多年改革开放的历程，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初步确立起来。在法制建设方面，第三代领导集体明确提出依法治国的方略，并将其写入党章和宪法。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政治体现改革一度曾被提起后又被搁浅，至今一直未被提及。事实上，如果政治体制上的一些弊端不革除，仅仅靠颁布大量的法律法规绝不可能切实解决当前的清除腐败、保护国有资产不被侵吞、消除社会分配严重不公、保护公民个人的权利与自由等严峻的社会问题，我们的社会也不可能因此而过渡到现代社会，因为法律颁布后如果不被遵守的后果往往比没有法律还更要糟。到了今天，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小康社会的历史使命已落到我们的肩上。是主动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消除腐败、实现社会公平，消弥社会危机和动乱的因子，还是继续待下去，最后，被动地选择改革。近代中国从戊戍维新到清末“新政”、辛亥革命以及近代日本明治维新的历史应该可以作为可资借鉴的经验。古希腊谚语说得好“愿意的，命运领着走，不愿意的，命运推着走”，值得我们深思。
2．必须对人民进行启蒙
民主政治、市场经济与法治社会无法在一个民众观念落后、守旧的国家生根，自由之花也同样无法在一个民众不知民主、自由、权利为何物的国度盛开。因为，“实现政治自由的最大危险不在于宪法不完备或者法律有缺陷，而在于公民的漠不关心”，因此，我们全面深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要对人民进行启蒙，提高人民的权利意识与法律意识。当前，也进行了一些诸如“扫盲”、“送法下乡”、“普法”等工作。但是，这些工作往往只注重形式，流于走过场，例如，“扫盲”仅仅就是教“文盲”识几个汉字，普法往往就是发几个法律法规单行本或宣传资料，解答群众几个诸如离婚、继承、家庭暴力、财产纠纷等法律咨询，然后新闻媒体报道一下就完事了。实际上，真正的扫盲应是不仅“文盲”要扫，“法盲”、“权利之盲”更应该扫，“普法”也不仅仅是要做以上的那些基础工作，更为重要的是要让群众从中理解法律的原则与精神，从而培养出信仰法律和服从法律的习惯。因为，“法律能见成效，全靠民众的服从”，“邦国虽有良法，要是人民不能全部遵守，仍然不能法治”（亚里斯多德语）。而且，伯尔曼也说过：“法律只在受到信任，并且因而并不要求强制力制裁的时候，才是有效的，依法统治者无须处处都是警察。”
近代中国从严复提倡“改造国民性”到梁启超鼓吹“新民说”，再到鲁迅先生弃医从文，梁漱溟先生身体力行搞“乡村教育”，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孜孜地追求着对民众启蒙的梦想。孙中山先生则在政治上具体设计了“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步骤。所谓“军政”即武力统一全国；“训政”即在全国统一后，国民党“以党治国”来充当国人的保姆，培训国人去逐渐适应民主政治，以培训国人具备民主社会中人们所必备的基本素质，最终以实现“宪政”的目标。但孙先生过早辞世，他所依赖的国民党后来变质，不再是第一次国共合作后的富有朝气的国民党，“训政”也被歪曲沦为蒋氏独裁的法宝，孙先生的伟大设想也终成空谷绝响。近代中国亡国灭种、“瓜分豆剖”的严峻形势给了中国知识分子们极大的压力，对中国的知识的分子来说，严峻的形势迫使反帝往往倒反封建、救亡压倒启蒙、革命声浪淹没改良呼声。急切严峻的形势使得启蒙的重要性无法为民众所重视也使得知识分子们无法专注于搞民众启蒙，因此，启蒙的任务始终也未能完成。
反思我们的近邻日本，近代日本从1856年“黑船事件”被迫开关后亦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面临与中国完全相同的历史命运。日本选择的是通过“明治维新”，是我们传统教科书所批判的那种自上而下发生的改良运动而不是备受赞美的自下而上的革命的方式来自救自强。通过明治期间知识分子发动的自由民权运动，大大地改造了原本愚昧不堪的日本国民。明治政府主动地引进了西方的法律制度、政治制度，并以此使列强放弃了对日本的治外法权。明治政府种种措施的采取，使日本在迅速强盛挤身西方列强的同时，既避免了革命的破坏而且又保存了国家的传统和权威。明治维新对西方文化采取的是全盘引进的，先吞下去再慢慢消化、吸收的方式。也许是严峻的形势和急于改变日本落后挨打的命运的压力，使得先进的日本知识分子无法去仔细思量、鉴别，也许是全世界只有日本这个民族才可以这样去移植异质文化，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虽然移植后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排斥现象，但是，日本最终移植成功了。而我们“中体西用”、“西体中用”从近代一直争论到当前，问题却依然存在而且严峻。近年来，法律界也兴起了“法律移植”的讨论，实际上也是历史上中西文化之争的延续和进一步具体化，至今也没有也决不可能有定论。但是，历史的经验和当前的形势告诉我们，争论是无益的，对于已经成为公理的或为国际公约所包含的或为文明国家所普遍采用的先进的理论、观念和制度，我们应该毫不犹豫地大胆地吸收。继续进行“体用之争”的争论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不管采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引进西方文化，关键是应该行动了。
（谈到启蒙的问题，我是学历史的，联想到日本明治维新、韩国知识分子将韩国民众的开化归功于基督教的教化作用，以及魏源《海国图志》在中国和在日本截然不同的历史命运，中国正统学术观点对待基督教的态度等等中外历史，使我不能自己，写了这么多题外话，有点跑题，见笑了！）
3．必须依法执法
政府必须依法执法，“法治意味着政府的全部权力必须都有法律依据，必须有法律授权。”过去，我们存在的突出问题是“无法可依”，现在由于改革开放进行了二十多年，大量法律法规的颁布使“无法可依”的时代已基本成为历史，现在突出的情况往往是“有法不依”。对于有法不依和以执法为名任意侵犯人民自由的枉法裁决者，耶林认为，“执行法律的人如变成扼杀法律的人，正如医生扼杀病人，监护人绞杀被监护人，乃是天下第一等恶”。
依法执法首先要求执法者严格按照实体法规定执法，而不能任意扩大和自我授权。同时它还要求执法者必须严格依据程序执法，没有程序的公正，实体公正的价值往往被削弱殆尽。法治社会中人们不仅要求正义，而且还要求“看得见的”正义，因此，宪法与法律中必须确立正当法律程序的原则，明确规定程序违法亦违法，并应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此外，依法执法还要求对执法者所拥有的行政权力从法律和制度上都必须予以必要的约束，尤其是对行政权力中管辖范围最广泛、最直接地与公众接触的警察权力必须予以制约。例如我国的公安部门，主管包括治安、交通等行政的、以及刑事侦查的工作。在行政管理方面，对于严重违法者，公安部门自已即可决定对其处以时间长达三年之久的劳动教养，而且到期后，还可以决定再延长一年！在刑事侦查中，由于我国刑事诉讼模式属大陆法系职权主义模式，在刑事诉讼价值目标中的保障社会安全的价值与保障人权的价值问题上首选安全价值，因此，我国刑事诉讼法对公安部门赋予了极大的职权。除了逮捕这一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严厉措施需提请检察机关批准之外，其他所有的强制措施和侦查手段（包括剥夺公民自由最长可达37天之久的刑事拘留的强制措施和窃听等极容易侵犯公民自由的侦查手段）的采用，均由其自行决定，而不像一些西方国家的警察那样须事先取得法官签发的令状后方可采取。而且在我国的刑事诉讼法中无罪推定的原则并未得到完整的落实，刑诉法也没有赋予犯罪嫌疑人沉默权、讯问时律师到场权等权利，那么，在“口供至上”、“有罪推定”等传统观念及“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刑事审判政策的支配下，稍一不慎，极容易侵犯个人的自由。
4．必须选择合格的执法者
先贤荀子曾说过，“徒法不足以自行”。因为“所有的法律制度都苦于需要依靠个别的人来使法律机器进行运转和对它进行操纵。”因此，选择合格的执法者对一个法治社会来说至关重要。对此，柏拉图曾论述道：“如果在一个秩序良好的国家安置一个不称职的官吏去执行那些制定得良好的法律，那么这些法律的价值便被剥夺了，并使得荒谬的事情大大增多，而且最严重的政治破坏和恶行也会从中滋长。”因此，把好用人关是极其重要的，如果将人民所赋予的权力交给那些心术不正的、官本位意识浓厚的、不知人民权利和自由为何物的人是非常危险的，发生那种凌架于人民之上，任意发号施令与侵犯人民自由的事情实乃当然的结果。对于执政者来说，执政者必须具备高的专业素质与个人品德修养，“为政在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如果用人不当，则会发生那种虽然建立了现代制度，但“如果执行和运用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结局是不可避免的，再完美的现代制度和管理方式，再先进技术工艺，也会在一群传统人手中变成一堆废纸”的后果。而且，如果人们总是得到一种“政府都不守法”的法律经验，将会从根本上摧毁人们关于法律的信念。反思我们社会中流传的“领导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你不服还真的不行”的用人方式、论资排辈的思维习惯以及腐败日益漫延的社会现实，我们社会的用人方式是否应该改一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