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必严格区分法条竞合与想象竞合
大竞合论之提倡

关键词: 法条竞合；想象竞合；罪刑相适应；大竞合论；从一重处罚
内容提要: 理论上的“特别法绝对优先派”认为，对于特别关系的法条竞合必须捍卫“特别法优于普通法”原则，而想象竞合的适用原则是“从一重处断”，故主张严格区分法条竞合与想象竞合；殊不知，构成要件间的关系是归入法条竞合还是想象竞合，最终都是为了寻求一个合理的犯罪宣告与刑罚；我国不存在类似国外刑法中所公认的具有减轻根据的特别法条，故无需严格区分法条竞合与想象竞合，而应提倡一种大竞合论，只要构成要件间存在“竞合”关系，从一重处罚即可；大竞合论不仅有助于实现罪刑相适应原则，而且有助于处理所谓罪名之间的界限问题，还有助于克服所谓的立法缺陷。


　一、目的困惑症：区分法条竞合与想象竞合的目的追问

　 “在我国刑法学中，犯罪竞合论的很多问题并未得到充分展开，现有的研究也充斥着混乱。”{1}其中，“法条竞合理论是刑法理论中最为混乱的理论之一”。{2}“在想象竞合的讨论中，最为复杂的还是想象竞合与法条竞合之间的区分。”{3}有学者坦率地承认，“法条竞合犯与想象竞合犯的区分标准，是刑法理论尚未完全解决的问题。”{4}个别学者甚至直言不讳地指出，“许多学者投入大量精力，试图对这一问题做出令人满意的解答，至今未能如愿。关于如何区分二者的争论之激烈、观点之多样，在刑法学王国中蔚为大观。不断推出的观点学说一方面繁荣了刑法学理论，另一方面也让相关理论与司法实务陷入了混乱。相同的犯罪情形，一些人视为法条竞合，另一些人则视为想象竞合。理论的混乱与实务的差异，已经阻滞了罪刑法定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贯彻，也伤及刑事司法的权威。”{5}例如，关于招摇撞骗罪与诈骗罪之间的关系，有学者认为是法条竞合，有学者却认为系想象竞合，但无论是法条竞合论者，还是想象竞合论者，都不能容忍对于冒充“党和国家高级领导人”骗取数亿元财物的行为仅以招摇撞骗罪最重判处十年有期徒刑（招摇撞骗罪的法定最高刑仅为十年有期徒刑），于是，即便是法条竞合论者也承认这种情况下应适用“重法优于轻法”原则，从而与奉行“从一重处断”原则的想象竞合论者殊途同归，最终均以诈骗罪定罪最重可判处无期徒刑。

　 笔者注意到，无论是“特别法优于普通法”原则的坚决捍卫者，还是主张即便是在特别关系法条竞合的场合也允许补充适用“重法优于轻法”原则的学者，都坚持严格区分法条竞合与想象竞合，因为两者的适用原则截然不同：法条竞合适用原则是“特别法优于普通法”（就特别关系的法条竞合而言），而想象竞合的适用原则是“从一重处断”；但是，主张可以补充适用“重法优于轻法”原则的学者，为了忠于《刑法》第233条、234条、235条、266条及第397条后段“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总是有意无意地将一行为所触犯的数罪名间的关系解读为想象竞合，从而“名正言顺”地适用“重法优于轻法”，如将招摇撞骗罪与诈骗罪、妨害公务罪与故意伤害罪等均理解为想象竞合关系。

　 综观林林总总的竞合论观点，实质性分歧仅在于两点：一是在所谓特别关系的法条竞合场合，当特别法轻于普通法时，是绝对坚持适用“特别法优于普通法”原则，还是允许补充适用“重法优于轻法”？例如保险诈骗罪与诈骗罪、医疗事故罪与过失致人死亡。二是由于立法尤其是司法解释的规定，导致本来法定刑相对较重的特别法条的定罪起点数额反而远远高于普通诈骗罪（如诈骗罪定罪起点数额为三千元，而特殊诈骗罪的定罪数额起点通常是五千元、一万元乃至十万元），当特别诈骗行为的数额未达特殊诈骗罪定罪起点标准但达到了普通诈骗罪定罪标准时，能否转而适用普通诈骗罪定罪处刑？其实，还有一个被大家所忽视的问题：不但特殊诈骗罪数额起点通常远高于诈骗罪，而且由于“水涨船高”导致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的数额相应地也远高于诈骗罪，那么未达特殊诈骗罪数额巨大但达到了诈骗罪数额巨大，或者未达特殊诈骗罪数额特别巨大但达到了诈骗罪数额特别巨大，能否以诈骗罪定罪处罚？

　 仅为了解决上述争议，刑法学界投入了如此之多的精力和资源研究法条竞合与想象竞合的区分标准、法条竞合的类型划分以及法条竞合的适用原则，应该说，这在其他国家是极为罕见的。{6}为适应建设“低碳社会”的要求，我们必须转换思维。“方向比努力重要”。我们应该思考，严格区分法条竞合与想象竞合，划分法条竞合的类型，以及确定法条竞合的适用原则，最终目的是为了什么？其实说到底，“竞合问题所关心的是在寻求一个适度的犯罪宣告及刑罚，换句话说，是在寻找一个合乎比例原则的评价方式。评价行为，不是越多越好，也不是越少越好，而是合乎目的性的考量为最好……一行为侵害一法益而触犯数罪名，不应双重评价，否则是评价过剩。相反的，行为侵害数法益，或是行为人为数行为，则应为双重评价，否则属于评价不足。”{7}若承认定罪量刑的目的，就在于对违法性及有责性事实进行全面评价，从而宣告一个罪刑相适应的刑罚，我们还有必要纠缠于法条竞合与想象竞合的严格区分么？

　 笔者认为，中国式的竞合论主要应解决以下问题：①在特别关系的法条竞合场合，若特别法明显轻于普通法，应否绝对坚守“特别法优于普通法”而拒绝“重法优于轻法”原则的补充适用？②在数额未达司法解释所规定的特别法定罪起点而超过了普通法数额起点时，能否以普通法定罪处罚？③在数额同时达到了特别法与普通法数额标准，但按照普通法处刑可能更重时，能否以普通法定罪处罚？④刑法分则五个条文中的“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是表明了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法条竞合适用原则，抑或是一种明示的补充关系的规定，还是根本就属一种随意立法而可视而不见的规定？⑤刑法分则构成要件（罪名）间存在大量的竞合现象，是必须归入法条竞合与想象竞合中的一种，从而严格适用相关原则，抑或应当承认一种大竞合概念（包括法条竞合与想象竞合，不包括实质竞合即数罪并罚的情形），除特殊情形外，一概适用重法优于轻法原则处理？

　 二、竞合的前提：构成要件（犯罪）间多为竞合关系而非互斥关系

　 “所谓竞合，德文是konkurrenz，是竞争的意思。因此，不管是实质竞合、想象竞合或法条竞合，如果没有两个以上的该当犯罪构成要件，就不会有所谓的竞争与竞合。”{8}行为人实施一个行为，无论如何难以同时符合盗窃罪与强奸罪的构成要件，因而盗窃罪与强奸罪之间永远无法“竞合”，这说明成立法条竞合与想象竞合之前提的“一个行为”，必须能成为所竞合的数罪名构成要件的共同要素，所竞合的构成要件间必须具有一定的共通性。为此，我们必须探讨刑法分则中的构成要件之间的关系。

　 德国学者贝林提出了排他、中立与特别三种关系。{9}另一位德国学者库拉克在分析可能产生法条竞合的各种情况之后，发现阐述法条竞合问题，根本上应从构成要件对于评价课题的规范关系着手，认为唯有分析出构成要件彼此的关系，才能对法条竞合概念加以厘清，为此提出构成要件间可能存在异质、同一、包摄、交叉四种关系。{10}

　 我国台湾地区学者柯耀程教授指出构成要件间可能存在三种关系：异质关系、交集关系与内涵关系。具体言之，如果构成要件彼此所规定的核心要件（行为要件）有所不同，且行为要件中的单元要素完全互异，则所产生之构成要件关系，必然为异质关系，简单地说，构成要件中，作为评价客体的行为要素完全不同者，其彼此间必然属于异质关系。例如杀人与窃盗，伪造文书与强奸，其中杀人行为与窃盗行为、伪造文书与强奸行为的内容，完全不同，所形成之构成要件，在本质上，全然互异。从而，如有数异质关系之构成要件被该当时，则必定具有数个行为存在，其所产生之竞合关系，应为实质竞合（即应数罪并罚）。在不同的构成要件类型中，一个构成要件所含的行为要件的内涵，亦可以在其他构成要件行为内涵中，发现共同的行为要素，虽然行为型态有所差异，然而行为要素的单元概念却具有重叠的情况，此时构成要件彼此间，乃形成交集关系。例如，抢夺与窃盗。在构成要件的体系中，多数的构成要件关系，属于此种交集关系。诸如伤害行为与强盗行为，或伤害行为与剥夺他人行动自由行为，甚而与毁损行为，在“暴力的使用”的概念下，亦属交集关系。此外，在构成要件中，亦有评价客体的规定相同，但行为的客观情状不同者，其所形成的关系，仍旧应为交集关系，如基于义愤杀人与生母杀婴间之关系，其重叠部分为基本的杀人行为，所不同者，则在行为情状的差异。此种交集关系，势必无由以一行为同时该当，故亦无从成立假性竞合（即法条竞合）问题，所判断者，仅在该当哪一个构成要件问题而已。一个构成要件所规定的内容，必然成为另一个构成要件内容的一部分，亦即一构成要件系包含在另一个构成要件之中，而形成所谓“内含关系”。内含关系的，在同一评价客体的前提下，必定仅发生在以下三种情况：①构成要件对于评价客体作升层的规定，例如伤害→重伤害→杀人的规定，此种升层构成要件具有行为及法益侵害的升层关系，低阶的构成要件内容必然包含于高阶构成要件之中，否则将产生高阶构成要件“未遂”认定的难题。②加重结果规定之于基本构成要件。③非独立变体构成要件与基本构成要件之关系，如加重窃盗罪与普通窃盗罪，激于义愤杀人之构成要件与普通杀人罪之构成要件，略诱罪之构成要件与剥夺他人行动自由罪之构成要件。总之，构成要件彼此间如立于“异质关系”或“交集关系”时，必然不生“假性竞合”（即法条竞合）问题，而仅能依情况适用“实质竞合”或“想象竞合”；反之，如构成要件彼此间，系立于“内含关系”，则方有“假性竞合”的可能性存在。{11}

　 认为处于异质关系的构成要件间不可能形成法条竞合和想象竞合，可能略显武断。例如，杀人罪与盗窃罪构成要件间虽然通常“井水不犯河水”，但假定行为人明知救生丸对于心脏病人的意义而故意盗走救生丸，致他人心脏病发作时无药可救而死亡的，显然，盗走救生丸（假定救生丸价值不菲）的行为同时符合了盗窃罪与故意杀人罪的构成要件，同样，假如有意毁坏他人救生丸的，则会同时符合故意毁坏财物罪与杀人罪构成要件。之所以杀人罪与盗窃罪、故意毁坏财物罪之间可能形成竞合，原因在于只要具有类型性地致人死亡危险性的行为，都可谓杀人行为，而盗窃、毁坏救生丸的行为也能致人死亡，故而“行为”成为了构成要件间的共通性要素。至于所谓处于交集关系的构成要件间更是可能形成竞合。例如，抢劫罪与伤害罪，杀害尊亲属罪与激愤杀人罪，完全可能形成竞合，至于应归入法条竞合还是想象竞合，则是另外要讨论的问题。

　 我国学者张明楷教授认为，刑法规定的具体犯罪类型之间的关系（并非均为法条竞合关系）主要存在如下情形：①排他关系（或对立关系、异质关系）。即肯定行为成立甲罪，就必然否定行为成立乙罪；反之亦然。如盗窃与侵占。②同一关系。符合甲罪构成要件的行为，必然同时符合乙罪的构成要件；反之亦然。显然，这意味着两个法条规定的犯罪类型完全相同，因而一般不可能存在于同一刑法体系内，但可能存在于国际刑法中。③中立关系。即肯定行为成立甲罪时，既可能肯定也可能否定行为成立乙罪。换言之，两个犯罪类型原本不同，但既不是对立关系，也不是并存关系，二者的联系取决于案件事实。如故意毁坏财物罪与故意伤害罪、盗窃罪与故意杀人罪的关系。④交叉关系。即甲犯罪类型中的一部分属于乙犯罪类型，但甲犯罪类型中的另一部分并不属于乙犯罪类型；反之亦然。如非法携带枪支、弹药、管制刀具、危险物品危及公共安全罪与非法携带武器、管制刀具、爆炸物参加集会、游行、示威罪的关系。⑤特别关系。肯定行为成立此罪，就必然肯定行为同时成立彼罪。如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的关系。⑥补充关系。为了避免基本法条对法益保护的疏漏，有必要补充规定某些行为成立犯罪。补充法条所规定的构成要件要素，或者少于、低于基本法条的要求，或者存在消极要素的规定。如《日本刑法》第110条与第108条及第109条所规定的放火罪，我国《刑法》第153条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与走私特殊对象的犯罪。{12}

　 笔者认为，构成要件间可能存在异质关系、对立关系、中立关系、交叉关系、包容关系。

　 所谓异质关系，不仅法益根本不同，而且行为也不可能成为共通性要素。例如，盗窃罪与强奸罪，不可能实施一个行为而同时符合两罪的构成要件形成法条竞合或者想象竞合。存在异质关系的法条是极少数。或许有人会想到非法拘禁罪与盗窃罪之间也属于异质关系，但是，假如行为人将在孤岛上生活的、仅依赖一叶孤舟往返于孤岛与大陆之间的人的孤舟盗走，导致“鲁滨逊”被困于孤岛上数月（最后被人搭救），不可否认，盗窃孤舟的行为同时符合了盗窃罪与非法拘禁罪的构成要件。所以，我们不应轻易得出某两个犯罪构成要件之间系异质关系而永远无法竞合的结论。

　 所谓对立关系，是指构成要件间处于非此即彼、非彼即此的关系。例如，盗窃与侵占，侵害他人占有下的财物只能成立盗窃罪（将盗窃罪看作是兜底性的取得罪），而不可能成立侵占罪，相反，侵害自己占有或脱离占有下的财物的，只能成立侵占罪，而不可能成立盗窃罪。 又如，基于他人的“自愿”取得财物的，只能是诈骗罪，而不可能是盗窃罪，因为不能认为被害人交付财物既是“自愿”的又是不“自愿”的，被害人既有处分意思又没有处分意思。也就是说，处分行为（意思）的有无是区分盗窃罪与诈骗罪的关键性要素，所以盗窃罪与诈骗罪之间不可能存在竞合关系。{13}有学者指出，《刑法》第151条、152条与第347条规定了各种走私罪，第153条规定：“走私本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一百五十二条、第三百四十七条规定以外的货物、物品的，根据情节轻重，分别依照下列规定处罚：……。”该规定属于明示的补充规定。只要走私行为符合第151条、152条与第347条的规定，就不得依照第153条论处，而且不以符合第153条的偷逃应缴税额为前提。{14}该学者把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法条与特殊对象的走私罪法条看作是补充关系。笔者认为，应该理解为一种对立关系。因为第151条、152条与第347条规制的对象分别是武器、弹药、核材料、伪造的货币、文物、黄金、白银、其他贵重金属{15}、珍贵动物及其制品、珍稀植物及其制品、淫秽物品、毒品等，属于国家禁止进出口的物品，不存在偷逃应缴税额的问题，而第153条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的对象是国家限制进出口、依法缴纳关税即可进出口的货物、物品，一种货物、物品不可能既属于禁止进出口又属于限制进出口，或者既属于应缴纳关税又属于不应缴纳关税的货物、物品，故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与特殊对象的走私罪之间是一种对立关系。

　 所谓中立关系，是指构成要件间既不呈现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也非毫无关系的异质状态，而是呈现出一种“平行线”状态，但通过某个特殊的行为能够“激活”两个构成要件而发生交汇、竞合，这种竞合通常应归入想象竞合。例如，盗窃罪与故意杀人罪由于保护的法益迥异，通常不会“交汇”，但盗窃心脏病人价值不菲的救生丸致其死亡的则同时触犯了盗窃罪与故意杀人罪。又如，故意毁坏财物罪与杀人罪通常也毫无干系，但故意毁坏他人的救生丸致人死亡，以及朝站在古董前的人开枪既导致人死亡，又致人古董严重毁坏的，则无疑同时符合了故意毁坏财物罪与故意杀人罪构成要件。再如，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罪与故意杀人罪本来也“老死不相往来”，但当行为人侵入医院的计算机信息系统后篡改病人的处方致病人死亡的，显然也同时触犯了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罪与故意杀人罪而形成想象竞合。

　 所谓交叉关系，是指一个犯罪构成要件的一部分会成为另一个犯罪构成要件的一部分。例如，招摇撞骗罪构成要件中骗取财物的部分会成为诈骗罪构成要件的一部分，从而发生竞合，是法条竞合还是想象竞合并不是重要的问题，最终都是从一重处罚。又如，交通肇事罪构成要件中致人死亡部分会成为过失致人死亡罪构成要件的一部分而产生竞合，理论上囿于第233条“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认为只能以所谓的全面法、整体法或者复杂法交通肇事罪定罪处罚。再如，理论通说认为盗伐林木罪、盗窃枪支、危险物质罪与盗窃罪之间是一种特别法与普通法的法条竞合关系。其实，盗窃罪作为一种财产罪，为了与故意毁坏财物罪以及不可罚的使用盗窃相区分，“非法占有目的”（包括排除意思与利用意思）是盗窃罪必须具备的不成文的构成要件要素。但盗伐林木罪保护的主要法益是具有生态功能的林木资源，即便行为人出于报复的目的将他人所有的林木全部伐倒而不取走的，虽没有利用的意思而缺乏非法占有的目的，但因为已经侵害盗伐林木罪所保护的主要法益，而能成立盗伐林木罪的既遂。另外，派出所民警出于陷害的目的将派出所所长所保管的枪支偷出后加以隐匿，或者单位职工出于报复领导的目的将本单位的放射性仪器偷出后丢弃在河里，由于已经侵害了盗窃枪支罪、盗窃危险物质罪所要保护的主要法益—公共安全，故也成立盗窃枪支罪、盗窃危险物质罪的既遂。这说明，盗伐林木罪、盗窃枪支罪与盗窃危险物质罪不仅具有取得型犯罪构成要件的功能，还包括了毁弃型犯罪构成要件的功效（因为通说认为隐匿是毁坏财物的一种情形）。所以，盗窃罪与盗伐林木罪、盗窃枪支罪、盗窃危险物质罪等特殊类型的盗窃罪之间也只是一种交叉关系，而不是后述的包容关系（特别关系）。还如，理论上可能认为，故意毁坏财物罪与故意损毁文物罪构成要件间也是一种特别关系的法条竞合。其实，由于故意损毁文物罪旨在保护文物的完整性，虽然隐匿可以成为故意毁坏财物罪的一种表现形式，但隐匿文物而不损毁的， 不可能构成故意损毁文物罪，所以故意损毁文物罪与故意毁坏财物罪之间也只是一种交叉关系。

　 所谓包容关系，是指A罪构成要件（比如包括a、 b、 c三个要素）是B罪构成要件（比如包括a、 b、 c、d、e五个要素）的一部分，触犯A罪构成要件的，必然触犯B罪的构成要件。理论上公认金融诈骗罪（信用证诈骗罪构成要件表述中并没有要求“数额较大”，其与诈骗罪之间或许只是一种交叉关系）、合同诈骗罪、骗取出口退税罪与诈骗罪构成要件间是一种包容关系的法条竞合，因为行为符合上述特殊诈骗罪构成要件的，也同时符合了诈骗罪构成要件。

　 理论上关于法条竞合与想象竞合的区分以及法条竞合的适用原则，难点就在包容关系的处理上。一派认为，包容关系的构成要件间属于特别关系的法条竞合，必须捍卫“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铁则”，坚决摒弃“功利主义”的“重法优于轻法”的适用原则；即便特别法条法定刑轻于普通法，也只能以特别法条定罪处罚，数额未达特别法条定罪起点标准，即使远超过普通法条的定罪起点数额，也只能宣告无罪。{16}另一派主张，在特别关系的法条竞合的场合，虽然原则上应坚持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但导致适用的结果明显罪刑不相适应时，允许补充适用“重法优于轻法”原则；在未达特别法条定罪数额标准但达到了普通法条标准时，可以而且应该转而适用普通法条定罪处罚；{17}为绕过“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的限制，很多时候可以将行为所触犯的数罪名构成要件间的关系看成是想象竞合而不是法条竞合，从而“理直气壮”地“从一重处罚”，以实现罪刑相适应。{18}

　 三、人为复杂化：眼花缭乱的法条竞合类型辨正

　 虽然各国刑法理论普遍承认法条竞合（德国通常称法条单一），但关于法条竞合如何分类，即包括哪些类型，则可为五花八门，令人有眼花缭乱之感。我们不要忘了，对概念进行类型化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适用，不应为了显示自己很“学术”，而“直接故意”地“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让实务部门望而生畏、无所适从。

　 国外刑法理论通常将法条竞合分为特别关系、补充关系、吸收关系及择一关系四种类型。所谓特别关系，是指相竞合的两个以上的法条之间存在一般法和特别法的关系的场合。这种场合下，适用相当于特别法的法条。特别关系的基本特征是，某个法条（特别法条）在另一法条（普通法条）规定的基础上增加了特别要素。“在特别关系的场合，存在从属关系这种逻辑上的依存关系。因为符合特别犯罪的构成要件的所有行为，都必然同时符合一般犯罪的构成要件，但反过来就不妥当了。”{19}国外理论和判例公认的特别关系罪名有：保护责任人遗弃罪与遗弃罪，杀人尊亲属罪、谋杀罪、义愤杀人罪、同意杀人罪、生母杀婴罪与普通杀人罪，业务过失致死罪与过失致死罪，公司法上的特别背信罪与背信罪，业务侵占罪与普通侵占罪，特殊暴行罪与暴行罪，特殊盗窃罪与盗窃罪等。{20}
谈医疗侵权的举证责任

北京市华卫律师事务所 邓利强


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12月21日出台了一则司法解释即《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本司法解释)，本司法解释的出台与实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我国民事诉讼法证据的缺陷，从制度上保障了民事审判的质量，也将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审判的效率，其重要意义是不言自明的。
本司法解释对实践中迫切需要明确的有关证据问题作了规定，其中包括对医疗侵权举证责任分配做了规定，即规定医疗侵权案件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就这一问题我想谈一下自己的看法。
一、 医疗侵权不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应适用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
根据《民法通则》的规定：建筑物等倒塌脱落或坠落致人损害（第126条）、国家机关或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执行职务中的侵权（第121条）、产品责任（第122条）、高度危险作业致人损害（第123条）、污染环境致人损害（第124条）、地面施工致人损害（第125条）、饲养动物致人损害（第127条）、企业法人对其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转承责任（第43条）以及无民事行为能力、限制行为能力人的侵权（第133条）是特殊的侵权，除此之外的侵权案件是一般的侵权案件。也就是说《民法通则》未将医疗侵权列为特殊侵权案件，因此医疗侵权是一般的侵权案件，既然是一般的侵权案件就应当适用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而不应适用举证责任倒置。
二、 医疗侵权举证责任倒置对医方不公
一般的侵权案件由原告举证被告的行为充足了过错、行为违法、因果关系及有损害后果。本司法解释中规定医疗侵权适用举证责任倒置，所谓举证责任倒置是指把一般侵权案件中某些应由原告承担的举证责任转移给被告一方承担。实行举证责任倒置转移给被告的举证责任只是原告应负的一部分举证责任，而不是案件的整个事实，它包括：
其一，实行过错推定
在实行过错推定的案件中，案件中行为人的行为与事情的结果是清楚的，即因果关系是清楚的，由于原告（受害人）所处的地位的局限性，法律规定要被告就其行为无过错进行举证。被告如果能证明自己没有错，则虽然被告的行为与受害人的不良后果有因果关系，被告不负赔偿责任；若被告不能证明自己没有错，则被告就要承担赔偿责任。例如行为人在建筑物上悬挂物品，若该悬挂物坠落致人伤害，法律推定行为人未尽到足够的注意义务，推定其有过错，这是举证责任倒置的一种。
其二，实行因果关系推定
适用因果关系推定的案件只存在于环境污染案件，在这类案件中只要原告证明企业排放了可能危及人身健康或财产损害的物质，而公众的损害发生在排污后，就推定其中存在因果关系，勿须原告举证。排污企业若主张该排污行为不是造成该损害的原因，要拿出科学鉴定予以否定，否则侵权成立。
这是两种举证倒置的情形，根据现行法律特殊的侵权案件举证责任倒置或适用过错推定或适用因果关系推定，但本司法解释要求医院同时证明自己没有过错和损害后果与己无关对医疗机构过于苛刻。
本司法解释之所以这么规定可能是根据举证责任分配的原则之一——平衡原则来分配医患之间举证责任的。我们常常可以听到这样的观点：医务人员掌握专业知识、证据又在医生手中，病员在整个医疗活动中虽然可以感觉到自己受到了伤害，但由于知识的欠缺和证据的缺乏根本无法证明这一点，可能是基于这种考虑本司法解释在分配举证责任时将举证责任分配给了占“绝对优势”的医院，对这种做法我是有异议的。因为举证责任的分配平衡只是举证责任分配的原则之一，事实上举证责任最重要的原则在于公平！
举证责任分配不公，必然导致裁判上的不公！
毫无疑问公平是举证责任的第一原则，其次才是平衡原则，也就是说公平这一民法理念在举证责任分配时是应当首先考虑的因素。在公平原则的指导下患方做为原告应对医疗侵权的发生负一定限度的举证责任，其后再发生举证责任的转移，而本司法解释最大限度地免除了患方的举证责任，对医方太不公平。
从另一个角度讲，《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明确了患方可以复印病历资料中的一些内容，患方完全可以用这些材料通过专家证言的形式取得证据，因此以资料的保有来加重医方的责任是欠妥当的。
三、从司法解释权与立法权看医疗举证责任问题
还有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是本法解释通过举证责任的分配对实体法的影响问题。我个人认为本司法解释对医疗侵权实体法产生了实质的影响，这一做法值得商榷。
大家知道我国法律的正式解释分为立法解释、司法解释和行政解释三种。司法解释又包括审判解释和检察解释，审判解释是最高人民法院在审判过程中对具体应用法律所作的解释，最高院没有立法权。
本司法解释规定了八种适用举证倒置的情形，这八种情况中的六种都有法律基础，分别是《专利法》57条第2款、《民法通则》第122条、第123条、第124条、第126条、第127条以及《环保法》第41条等，共同危险行为和医疗侵权没有法律基础。在这两种没有法律基础的情形下，共同危险行为有深厚法理基础和大陆法系的渊源（《德国民法典》首先确认了共同危险行为，后为各国立法所确认），但医疗侵权举证倒置既缺乏法律基础又没有法理基础。
本司法解释将医疗侵权规定为由医疗机构就过错和因果关系举证是不是最高院在实体上改变了医疗侵权的法律性质呢（即将医疗侵权由一般的侵权案件变成特殊侵权案件）？如果是这样做的话司法机关的司法解释行为是不是就有些立法的含义了呢？可我们知道立法权在全国人大，最高人民法院的职责是在审理案件对法律、法令的具体应用作出解释。因此本司法解释在这个问题上的做法值得商榷。
四、从医患关系看医疗举证责任
最后我想从医患关系的本质上来谈一点我的看法。
自古以来医者被称为“仁术”，西方医学著名的希格拉底誓词更明确宣称“……余必依余之判断，以救助病人，永不存损害妄为之念。”因此医术和医生的根本目的在于救治病人而不在其他，所以我们说医疗服务合同中双方当事人的合同目的与其他合同不同，在其他合同中双方当事人均有自己的目的和利益，而医疗合同中医方的目的也是为病人，因此医疗合同双方当事人的目的高度一致，这是医患关系中的一个重要特点。
从赔偿法律关系讲，各种侵权案件中致害人的举证责任是不同的，其中举证责任较重的是环境污染案件中的排污者，无论是《民法通则》还是《环保法》在立法上对环境污染者都规定了较重的举证责任。这是因为环境污染的制造者一般是企业，这些企业为了降低成本追求最大利润有可能怠于对其排放的污染进行处理，从而影响人类健康和生产，影响生物的生存和发展，为此强化污染环境者的法律责任是完全必要的，其目的是杜绝企业以牺牲环境为代价企求利润。从这个意义上讲在环境污染条件中其法律关系的双方当事人的利益是对立的，因此，要求排污者承担较重的举证责任是应当的。但医患关系则不同，本司法解释在规定举证责任倒置的八种情况中唯有对医疗侵权规定了过错和因果关系两个侵权要件均由医方举证，这种规定比环境污染都来得严格，这种做法表明司法解释者对医疗侵权的责难是最重的，这种评价和心态实在难以令医生接受。而且我认为这是对医患关系定位的错位，医患关系不是对立而是协作关系，这一点从本司法解释没有得到体现。
从经济赔偿角度看医患关系可以给我们更进一步的启示。侵权行为的每个个案都具有分散损失的功能，在客观上能够起平衡社会利益之功效，从这一意义上讲，侵权行为的赔偿具有社会财富再分配的效用。如果法律向患方倾斜可以使患方从医方得到较多的赔偿，而医方承担更重的责任，其结果使医疗资源流向患方，这种做法的不良后果是显而易见的。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的22%，而我们的医疗费仅占世界医疗费的1%，从这一数字可以想像到我们医疗资源的缺乏。目前医疗纠纷缠身的大都是政府举办的非营利性医疗机构，这些医疗机构在保障人民的生命、健康、保健等方面为社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他们在医患关系中又没有任何自身利益可言，其付出的每一分钱都是我们医疗资源中的一分子。但目前在方方面面的影响下一些法院根本不考虑社会整体利益的平衡，高额赔偿判决日益攀升，患者的要求也“蒸蒸日上”（本人就打过两场千万元以上的医疗索赔案）。在这种潮流下法院、法律如何保持高度的清醒，准确把握侵权行为法对社会利益的平衡，在给患者充分保护的情况下兼顾巨额赔偿有可能对医疗事业的负面影响确实值得我们深思。
无可否认，患者在一些医疗纠纷中的确值得同情，有些患者的伤害也的确也很深刻，医疗官司难打也是公认的事实，解决这一问题完全可以靠资料一定程度的共享及患方请求权的选择来解决。应当看到在大量的医疗实践中医疗损害只占极少数，渲染和炒作不能改变我国的医疗卫生事业为我国人民健康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一事实，不能因有医疗纠纷就将医患关系对立起来。把巨额医疗资源判给少数医疗侵权受害者的做法实际上是损害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在司法解释中要求医疗机构就过错和因果关系举证的做法有可能鼓励患者诉讼，甚至有可能导致一些人滥用诉权，这种负面的影响不容忽视，这一点提请大家注意。
五、医疗纠纷处理的制度性思考
　　（一）医患关系的正常的社会学基础
　　医疗机构、医生权益的保障提升和维护是患方权益保障的基础，保障医方权益的最终目的是保护患方及至全国大众的权益，医患之间的基本利益是相辅相成的而不是对立的。我们认为，医患关系的良性循环与下列因素有关：
　　1、医方高门槛、高风险、高收入
　　2、患方等值付出（福利国家例外）、享受高品质服务、受到伤害时赔付充分
　　3、弱化政府职能（政府承担规划、准入、监管、调控、促进有序竞争的职能）
　　4、强化行业管理（自我管理、自律、维权）
　　5、理性的法律环境
　　6、优良的责任保险制度
　　7、正确的的舆论导向
上述因素是建立良好医患关系、减少医疗纠纷的根本因素
（二）目前的状况
　　目前的医疗成果：中国以世界卫生总支出1％左右的比例，为占世界22％的人口提供了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健康水平绩效列在192个国家的第61位。中国人的健康水平已处于发展中国家前列，超过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2000年人人享有健康生活的目标初步实现。
　　但与这些成果相比，我们的医疗机构存在入不敷出、人事制度与国际不接轨、医生收入低、权益难以保障等尴尬。
（三）如何从根本上解决目前面临的问题
我们认为如何从根本上、制度上防范和减少纠纷是一个我们应该努力的方面，那种头痛医治脚痛医脚的方法应该予以摒弃。可以肯定地讲，完全不发生医疗纠纷是不可能的，任何国家都做不到，既然医疗纠纷的发生不可避免那么从制度设置上就应当着眼于化解风险、化解矛盾、理性处理纠纷。
化解风险的方式无疑应由医师、医疗责任保险来承担，目前的医疗责任保险制度尚不令人满意，在这方面我们还有大量可做的工作。化解矛盾的关键在于理性处理纠纷，希望广大医师和公众舆论、司法部门共同努力。
六、医疗纠纷应如何适用举证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