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人大常委会


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合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合肥市燃气管理条例〉的决定》的决议

（2011年2月24日安徽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


安徽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查了《合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合肥市燃气管理条例〉的决定》，决定予以批准，由合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布施行。


合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合肥市燃气管理条例》的决定

（2010年12月9日合肥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 2011年2月24日安徽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批准）


合肥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定对《合肥市燃气管理条例》作如下修改：

一、第三条第三款修改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质量技术监督、公安消防、城市规划、环境保护、工商、价格等有关行政主管部门，依据各自职责，协同做好燃气管理工作。”

二、第七条第一款、第二款修改为：“市区建成区内应当采用管道燃气，并重点发展管道天然气。

“新建住宅项目和有使用燃气需求的工业、商业项目，应当将燃气管道、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交付使用。”

三、第八条修改为：“燃气工程的勘察、设计、施工、监理应当由依法取得相应资质等级的单位承担。燃气工程的设计文件，应当符合国家有关标准，并按照建设项目管理权限报市、县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查批准。燃气工程严禁转包。”

四、第十条修改为：“燃气工程竣工后，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组织验收，并按照建设项目管理权限报市、县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备案；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不得交付使用。

“燃气工程竣工验收后，建设单位应当收集、整理燃气工程建设项目的文件资料，建立燃气工程建设项目档案，并及时向所在地城建档案管理机构移交。”

五、增加一条，作为第十二条：“燃气企业应当具备国家规定的条件，经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取得燃气经营许可证。燃气经营权应当通过招标投标等公开、公平的方式取得。”

六、增加一条，作为第十三条：“瓶装燃气供应站点应当符合瓶装燃气供应站点布局规划，并经市、县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批准，依法取得瓶装燃气经营许可证。

“燃气企业、瓶装燃气供应站点从事气瓶充装活动的，应当依法取得气瓶充装许可证。”

七、删去第十二条。

八、删去第十三条。

九、第十六条修改为：“除意外事故外，燃气企业因停气、降压作业而影响用户用气的，应当将停气、降压作业起止时间和影响范围提前2日通知用户并公告。恢复供气时间应当在6时至20时之间进行，并在恢复供气之前及时通知用户。”

十、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二款修改为：“燃气器具应当经法定的检验机构对其气源适配性进行检验，检验结果由市、县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定期向社会公布。

“国家明令淘汰或者超过使用年限的燃气器具，用户应当及时更换。”

十一、第二十条修改为：“从事燃气器具安装维修的单位应当向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取得燃气器具安装维修资质。”

十二、第二十二条第一款修改为：“需要使用管道燃气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向燃气企业提出开户申请。燃气企业对符合条件的申请者，应当自接到申请和有关材料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办理开户手续。”

十三、第二十三条修改为：“管道燃气用户需要变更用户名称、使用地址、燃气用途以及需要停止供气的，应当向燃气企业提出申请。对符合条件的，燃气企业应当自接到申请和有关材料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予以办理。”

十四、第二十四条修改为：“用户不得有下列转供或者盗用管道燃气的行为：

“（一）在供气设施或者其他用户的用气设施上擅自接通管道用气；

“（二）绕越燃气计量装置用气；

“（三）伪造、擅自开启法定或者经授权的计量机构加封的燃气计量装置封印用气；

“（四）故意损坏燃气计量装置用气；

“（五）故意使燃气计量装置失准或者失效用气；

“（六）故意不计量或者少计量用气；

“（七）其他转供或者盗用管道燃气的行为。”

十五、第二十六条第二款修改为：“使用管道燃气的用户应当在每月月底前交纳上月气费，逾期不交纳的,对非居民用户按每日1％计收滞纳金，对居民用户按每日3‰计收滞纳金。逾期不交费的，燃气企业可以依法对其暂停供气。”

十六、第二十七条修改为：“用户有权就燃气经营的收费和服务质量向燃气企业查询，对不符合收费和服务质量标准的，可以向有关主管部门投诉。有关主管部门应当自接到投诉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答复投诉人。”

十七、第三十条第二款修改为：“用户应当配合燃气企业进行燃气安全检查，严格遵守安全用气的规定。用户不得擅自安装、改装、拆卸室内管道燃气设施或者进行危害室内管道燃气设施安全的装饰、装修等活动。”

十八、第三十六条第一款修改为：“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县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按照《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处以罚款：”

十九、第三十七条修改为：“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或者县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可处以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造成用户损失的，责令赔偿损失：

“（一）违反第十五条第三项至九项规定之一的；

“（二）违反第十六条规定的；

“（三）未设置或者委托抢修队伍的；

“（四）未取得资质从事燃气器具安装维修的。”

二十、第三十九条修改为：“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的，由市、县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并可对居民用户处以100元以上500元以下的罚款，对非居民用户可处以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

“用户有盗气行为的，应当赔偿损失。盗气量的认定，按照盗气设备的额定用气量或者燃气计量装置最大流量、盗气日数、日盗气时间确定。盗气时间无法查明的，盗气日数按照180天计算；每日盗气时间居民用户按照3小时计算，非居民用户按照12小时计算。”

二十一、第四十条修改为：“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二条规定的，由市、县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恢复原状，赔偿损失，并按照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安徽省燃气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处以罚款。”

二十二、第四十三条修改为：“本条例下列用语的含义是：

“（一）燃气，是指供给生产、生活使用的液化石油气、人工煤气、天然气等气体燃料的总称；

“（二）燃气企业，是指从事燃气生产、储存、输配、供应的企业，包括管道燃气企业、瓶装燃气企业；

“（三）瓶装燃气供应站点，是指为用户供气的瓶组气化站、瓶装供应站（瓶装燃气换气点）、燃气汽车加气站等；

“（四）燃气设施，是指专用于燃气生产、储存、输配、供应的各种设施及其附属设备，包括气源厂、门站、气化站、混气站、储配站、调压站、计量站、供应站、加气站、各种燃气管网及其附属设施的总称，以及用户户内燃气计量表、金属管道和阀门等燃气设施；

“（五）燃气工程，是指燃气设施的新建、改建、扩建工程；

“（六）燃气器具，是指使用、充装燃气的炉具、取暖器、热水器、沸水器、冷暖机、烘烤器、燃气钢瓶、调压器等产品。”

二十三、删去第四十四条。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合肥市燃气管理条例》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改，重新公布。


　　修改后刑诉法在第五编特别程序中增设了“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该法第284条规定:对实施暴力行为,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经法定程序鉴定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的,可以予以强制医疗。不过,对于修改后刑诉法实施之前发生的有暴力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行为的精神病人,是否可以适用强制医疗程序,实践中有争议。

　　一种意见认为,不能实行强制医疗。理由是,实行强制医疗是对人身权利的严重侵犯,根据法律不溯及既往的原则以及从旧兼从轻的原则,不应依据修改后刑诉法的规定启动强制医疗程序。

　　第二种意见认为,法律的溯及力问题一般是对实体法而言,从实体法的角度看,1997年修订的刑法第18条第1款就作出了“在必要的时候,由政府强制医疗”的规定。刑诉法修改只是对本款规定如何落实作出了程序性规定,不能因为这一程序性规定出台晚就否定其对刑法已有规定的适用性。这种情况就像“两高”有关刑法条文的司法解释,虽然出台在刑法条文之后,但通常其效力自然上溯到它所对应的刑法条文的生效时间。因此对有暴力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行为的精神病人,启动强制医疗程序在法律溯及力问题上不存在障碍。

　　笔者认为,从刑诉法第284条的规定看,对危险精神病人“可以予以强制医疗”是赋予公、检、法机关的一项选择性权力,是否对行为人启动强制医疗程序,关键在于对刑法第18条第1款“在必要的时候”的认识。具体到个案时,关键在于确定行为人继续危害社会的现实可能性的大小。如果经调查和法定程序鉴定,行为人没有康复,其家庭或监护人又缺乏必要的监护能力,继续危害社会的可能性很大,就有必要对其启动强制医疗程序;反之,如果经法定程序鉴定行为人确已康复,就没有必要启动强制医疗程序。精神病人曾经发生过的危害行为,无论是在修改后刑诉法实施之前还是之后,都是证明其人身危险性的重要证据,而不宜作为判定强制医疗程序能否适用的时间尺度。

　　我国立法法第84条有明确规定:“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不溯及既往,但为了更好地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和利益而作的特别规定除外。”据此,无论实体法还是程序法都存在溯及力问题。

　　由此看来,第一种意见认为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程序不具有溯及力的理由是成立的。虽然强制医疗程序本身作为刑诉法规定的特别程序,明显属于“为了更好地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和利益”而作的“特别规定”,但此“特别规定”与立法法第84条所说的应当“除外”的“特别规定”是两个概念,后者是指一部法律中专门就本法在什么情况下可以不受“不溯及既往”原则约束而作例外处理的规定,刑诉法关于强制医疗程序的规定显然不属于这种情形。

　　但是,第二种意见是实践中一种较为普遍的认识。虽然缺乏法律依据,但从法律溯及力问题上“从旧兼从轻”原则出发,也能找到其明显的合理性。法律一般不溯及既往,从旧是原则,从新是例外,如果一定要适用新法律,那么就要求法律对行为人是有利的,在这种情况下,从轻也就是从新。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如果行为人在作案后到治愈之前,实际上处于一种持续的危险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应着重考察其监护、治疗条件。如果没有保障,将其纳入强制医疗并不是“翻旧账”,也不违反法律不溯及既往的原则,一切应依据其社会其危害可能性或者说社会危险性而定。

　　如果以新法不具有溯及力为由对这些人放弃利用强制医疗手段,将对精神病人的保护仅仅停留在事后不承担责任的层面上,是无法从根本保护精神病人合法权益的。相反,会弱化法律应有的威慑力,还可能助长部分真正的犯罪分子利用装精神病逃避打击的侥幸心理,其弊端十分明显。

　　通过强制医疗程序将符合条件的精神病人送到专门的医疗机构进行强制医疗,直到经鉴定为确实康复不致再危害社会以后,再让其回归社会,不仅能降低其社会危险性,提高周围群众的安全感,同时也能够减轻那些生活困难的精神病人家属的负担,更能让精神病人得到较好的医疗救治和管护,避免精神病人遭受虐待、非法拘禁、遗弃等。既然修改后刑诉法的规定对此类当事人有利,适用新规定就符合溯及力问题上“从旧兼从轻”原则。

　　(作者单位:河南省内乡县人民检察院)